倆人被分在一個窩棚里居住。楊絳笑著問錢鍾書：“咱們住這個地方行嗎？”錢鍾書肯定地回答：“不行。”旁邊的人說：“咱們干校就是這個條件。”錢鍾書非常認真地想了一會說了三個字：“沒有書。”

對于錢鍾書和楊絳夫婦來說什么物質享受全都舍得，沒有書卻不能過日子。

1972年，夫婦二人離開干校，回到北京。無處棲身，只好借住在辦公室，這是一間危房，里面放了兩張行軍床、兩個小桌子，一住就是3年。那時還是“文革”時期，在學術凋敝的險惡環境里，他們夫婦每晚都伏案筆耕。

隨著改革開放，尤其是《圍城》拍成電視連續劇后，錢鍾書被大多數人所熟悉，他們的居住環境得以改善。當時，在錢鍾書和楊絳夫婦的書房里，兩張老式的單人沙發放在一角，用來招待賓客。房間里大部分位置都被書柜和書桌占據著。一張寫字桌靠東豎擱，另一張朝南橫放。大的書桌是錢鍾書的，小的書桌是楊絳的。朋友驚奇地問：“為什么書桌大小不一樣？”楊絳說：“以前我寫話劇，有人介紹錢鍾書，說他是楊絳的丈夫。自從《圍城》拍成了電視劇，這旋風一下子吹得顛倒過來了，他的名氣大了，當然要用大的。我的名氣小，只好用小書桌嘍。”

倆人不僅才識淵博，而且記憶力極好。凡是瀏覽過的典籍，哪怕是野史筆記，幾乎都過目不忘。沉重的大部頭辭典、百科全書，錢鍾書竟然是按照字母順序逐條細讀的，對于常人來說深奧難讀的理論著作，對錢鍾書來說只是小意思。

錢鍾書，因《圍城》《談藝錄》《管錐篇》奠定了在文學界、學術界的泰斗地位；楊絳，先因劇本而聞名，繼而翻譯《堂吉訶德》，后來又以散文《干校六記》《我們仨》與小說《洗澡》享譽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