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里，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許燕給一些官員看過“心病”。 以前，看病的地點通常是“絕對隱秘的會所”，專車接送。如今隨著“八項規定”的出臺，來訪者更愿意通過朋友認識后再單線聯系，秘密而安全。許燕說，在找到自己之前，對方通常已經了解過自己的背景。許燕曾任校黨委組織部部長、心理學院院長，這被她視為自己能夠獲得信任的重要因素。

　　“他們非常謹慎，開始都會聊些其他外圍的東西試探，覺得可以了才開始講自己或‘朋友’的事情，但講得也不多，更不會說壓力背后的原因。”坐在自己的辦公室內，許燕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通過表情就能看出來他們很封閉，內心很沉重，甚至連身體都是很緊的狀態，所以我首先會說明我們專業的保密原則，也不會主動去問他們遇到什么問題，我能做的就是把心理反應特征告訴給他，讓他自己作判斷。”

　　許燕的經歷像是某種縮影。近年來，中國抑郁癥患者中一個特殊而隱秘的群體正逐漸浮出水面。有媒體根據公開報道統計發現，自今年1月1日至7月31日，已有至少16名非正常死亡官員被認定為自殺或者排除他殺可能。在這16人中，至少7人在死亡前曾患有抑郁癥，至少5人死亡前稱身體有疾病。一個多月前，湖北省國資委國有企業第三監事會主席王運清跳樓自殺，他在遺書中寫道：“我很抑郁，抑郁難忍，先走了。”更早些時候，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衛生局局長張柏成跳樓自殺，他同樣留有遺書：“我在醫院檢查有嚴重抑郁癥，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

　　如今，許燕對這些新聞已經“見怪不怪”，“這還只是被媒體報道出來的，究竟準確數字是多少我們并不知道”。在她看來，因為抑郁癥而自殺的案例代表了某種極端的狀態，而其大背景是心理健康危機在整個公務員群體中的日益凸顯。“看起來這是個人問題，但它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問題，要真正解決它，僅僅依靠學者或醫生的努力，恐怕是遠遠不夠的”。

　　他們大多在街邊電話亭用公用電話做咨詢，或者咨詢自己子女出現的一些問題

　　最忙的時候，許燕幾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門做一次與心理健康有關的講座，不少公務員都是忠實的聽眾，有些人甚至“從處級聽到了局級”。 但饒有意味的是，課程結束后前來咨詢的官員并不多，他們的求助方式也獨具特點——他們大多在街邊電話亭用公用電話做咨詢，或者咨詢自己子女出現的一些問題。

　　官場里對于“心病”的某種禁忌，是這個特殊群體普遍不愿意坦然問診或就醫的重要原因。“很長時間里我們把心理問題當作態度問題、意識形態問題、覺悟問題，很多人覺得自己覺悟高態度正，他不承認得了病，還有人覺得這是意志薄弱的人遇到的問題，自己不該得的，所以拒絕承認。”曾參與過中組部對后備干部心理調查的清華大學心理系主任彭凱平在一次接受采訪時提到。

　　最極端的情況下，一些官員寧愿訴諸迷信也不愿求助心理專家。來自中科院心理所的祝卓宏教授就接觸過一個基層官員，為了治療心病，他專門請風水先生到家里，把家具都重新擺一擺。一次擺完他覺得好一些了，過一段時間又覺得不行，再請另外一個風水先生重擺一次，最后萬不得已才想到要找心理專家來看心病。

　　這種現象在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博士李恒的臨床經驗中同樣顯露無遺。在他的印象里，公務員前來咨詢、問診和治療的比例很低，即使有，也基本都是全自費，不走醫保，為的就是不留檔案，“讓人知道有心理問題，怕會影響仕途”。包括李恒、許燕在內的幾位受訪學者都提到，更多的時候，一個電話打來，約個時間地點，不說為了咨詢，而是“大家一起坐坐”。

　　由此產生的一個獨特現象是，真正能進入醫生視野范圍內的“官心病”群體中，不少都是以心理問題軀體化癥狀為主的患者。李恒接觸過一位來訪者，尿頻一年多，腎病科、泌尿科、中醫，挨個兒看過來都沒有作用，結果到他這兒按照焦慮癥治療焦慮，抗抑郁的藥一吃，輔以心理治療，病很快就好了。而真正的病根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領導，鬧了心病。

　　“很多人寧愿硬扛著也不愿意去看心理科，大部分干部很忌諱這個。我只能說在接觸過程中，能感覺到很多人的心理健康狀態是不好的。”許燕記得，自己曾在一次講座中列出過“心理枯竭”的幾大癥狀，結果臺下許多人回應：“您說的這些我們都有！”

　　2012年，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咨詢中心曾經對20個中央部委共2500名職工進行了一項與壓力狀況有關的調研，結果有63.3%的職工認為自己承受著中等以上程度的壓力，13.5%的職工選擇了重度或者極重的選項。

　　許燕記得，每次到機關部委上課，自己演講的主題都是“工作壓力和心理調適”。有時候，連她自己也覺得重復性太強，“我說我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心理學研究，你們就不能聽點別的嗎？他們說不，說我們就想聽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