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官心病”不能簡單視為患病官員的個人問題，“它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

　　許燕與祝卓宏都將2009年視為全社會開始關注公務員心理健康問題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體公開報道中，共有13個官員自殺。為此，中紀委、中組部的有關負責人曾經專門到中科院心理所考察座談，并請專家做事件分析，特別關注公務員心理健康的相關研究和問題。2011年年底，中紀委、中組部聯合下發《關于關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質的意見》。也正是從那時候起，關于公務員心理健康的講座與培訓開始在各級政府機關頻繁舉辦，有些心理學專家還被請入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專家小組，另一個標志性事件是，中央黨校的課程設置里開始出現了心理學的部分。

　　但在采訪中，許燕幾次提到，所謂的“官心病”絕不能簡單視為患病官員的個人問題，而真正的治病者也絕非他們這些學者，“它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祝卓宏同樣向記者強調，“解決中國公務員心理健康問題的方法一定不能只靠心理學，也不能等到有了問題之后再去治心病。我們講，治病是下醫做的事，治人是中醫做的事，而大醫要治國。”

　　在進入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之前，李恒曾在德國做過3年心理醫生工作。他發現，除了待遇中上、工作穩定之外，德國的公務員群體相比其他社會群體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只要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職就可以。同時這一群體也沒有什么特殊的“權力”，在高度程序化的辦事規則里，貪污腐敗的可能被大大降低。“中國的官場不一樣，權力放在這里是個很大的誘惑，做壞事與不做壞事都有很大的壓力”。

　　李恒說，自己在德國也給近100名當地公務員做過心理咨詢，不過與國內完全不同的是，德國公務員感到抑郁的原因并非壓力過大，而通常是“工作太穩定，缺乏激情，對生活提不起興趣”。

　　許燕則記得，在國外，有關職業健康心理學的研究通常都會將目標定在影響決策與政策制定上，定在改變社會大環境上，“也只有這種走法才最有效”。

　　“只有建立一個健康的組織文化和制度環境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公務員們的心理健康，否則就是治標不治本。”她向記者講起，自己所在的北師大心理學院曾經開展過為干部制訂心理測評問卷的工作，結果這項工作到后來不得不終止——所有的測評方法都會被官員破解，他們知道選擇什么樣的答案會帶來何種結果。

　　“測出來一看，結果都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全是滿分。”講到這件往事時，許燕忍不住笑了出來。記者 林衍 實習生 趙雅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