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被問到“你生病后工作怎么辦”時，他反復說了三四遍同樣的話：“他們會給我留著位子的。”

　　上海市心理咨詢協會會長王裕如已經做了十幾年的心理咨詢工作，小到基層公務員，大到小城市的副市長，都曾經找她看過心病，“公務員群體幾十年來都是強者的隊伍，他們的競爭力和抗壓力往往比較強，他們的壓力變成心理障礙，一定是有事件觸發的”。

　　她曾對媒體講起過一個患有 “疑病癥”的病人，許多專家均認為他沒有病，但他卻堅稱自己體內長了惡性腫瘤，每次散步都不會超出小區方圓20米，每次出門車上都要準備好各種急救設備和藥品。一開始，他面對王裕如也堅稱自己一切都好，但直到王突然問他，“你生病后工作怎么辦”時，他反復說了三四遍同樣的話：“他們會給我留著位子的。”

　　“不用說就知道是跟升遷有關的問題。”許燕在回憶與王裕如相似的出診經歷時談到，她說，“官心病”往往還具有季節性的屬性——越到換屆時期，越是官員“心病”高發的季節。

　　福建省紅十字會心理援助辦公室副主任詹錦華最近就遇到一個患者，他對詹說，機關將要提拔一個辦公室主任，結果“群眾推舉是我，領導推薦是我，公示名單是我，可任命名單不是我”。結果公布后，他覺得五雷轟頂，“連朋友的祝賀酒都喝了，你說我咋辦？”

　　在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咨詢中心2012年那次調研得出的結論中，除了“職務升遷受阻”外，其他幾個被列出的心理壓力來源還包括，工作責任、住房負擔、領導工作風格、目睹腐敗與抵制誘惑等。

　　這次調研還得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結論，即處級以下干部比處級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壓力。這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題為《中國基層公務員心理狀況調查報告》所得出的結論相似，相對于行政級別為處級的被調查者，科級和科員感受到的來自角色超載的壓力明顯偏高。

　　李恒對此結論有切身之感，他所在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接診過的基層公務員數量遠遠超過所謂“官員”數量。他們曾這樣向李恒描述自己的境況：“可能說錯一句話一輩子就完蛋了”；“我們這種陪領導的崗位，壓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幾位學者還先后提到了一項對國內官員非正常死亡案例進行的調研。該調研發現，與“畏罪自殺”的社會想象不同，一些主動結束生命的官員反而是責任心很強的優秀公務員。

　　有多年心理咨詢經驗的詹錦華告訴記者，有一些來向自己咨詢的鄉鎮干部 “往往是很廉潔的”，“領導班子里大家都要就你不要，當然會被看作異類，成為孤家寡人”。

　　作為中科院心理所國家公務員心理與行為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祝卓宏對這種現象也印象深刻。他曾經遇到過一個專程來北京看病的外省干部，他業務能力出色，但一到簽字的時候就害怕，總是擔心財務虛報瞞報，“如果我真的貪污受賄做錯事，我受這些罪是應該的，但是我沒有做錯事啊”。他患上了抑郁癥，覺得自己對不起組織培養，他甚至希望出車禍，或者得一場重病解脫，因為這樣可以“死得體面”。

　　“這也是一類很典型的病人，他們覺得現狀和原先教育所接受的價值觀和信仰不一樣了，又無法逆轉這個局面。”許燕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