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歧視法律制度缺失

“雖然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有反就業歧視的規定,但顯然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曹義孫直言,我國現有法律中關于反就業歧視的規定基本上是一些權利性宣告,缺少對就業歧視的界定以及程序上的保障和實施機制。如法律在女性平等權利的宣告性保護方面非常全面,但這種就業歧視仍無所不在,而且明目張膽。

曹義孫認為,現行法律的缺失導致就業歧視案件“立案難、舉證難、勝訴難、賠償低”。

對此,常凱的觀點極為相似。他認為,現行法律法規對女性勞動者就業權利的保護,尚沒有十分嚴格的規定,法律文本多是原則性的,因此落實情況不佳。一旦女性遇到就業歧視,沒有具有較強操作性的法律法規去依照執行。

“另外,我國目前反就業歧視立法的適用范圍太窄。”曹義孫告訴記者,比如,勞動法只適用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以及“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也就是說,勞動法保護的“勞動者”范圍遠遠小于在憲法上享有平等權和勞動權的“公民”范圍,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或求職者)等遭受就業歧視無法適用該法得到救濟。

制定反就業歧視基本法律

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從保障公民的平等權開始。由于就業歧視嚴重損害人格尊嚴,違背了公平競爭原則,使部分人失去平等發展的機會,顯然已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攔路虎”。

曹義孫指出,制定專門的反歧視法已是國際上反歧視立法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制定或正在著手制定反歧視的基本法,對歧視的概念和適用范圍、反歧視專門機構和糾紛處理機制作出統一規定。

曹義孫表示,我國目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反就業歧視領域的基本法律,明確就業歧視的概念,建立反歧視的專門機構,同時規定救濟措施和救濟機制,以真正保障勞動者遭受就業歧視后能夠獲得有效救濟。

對此,侯欣一表示贊同,“當務之急是制定反就業歧視法,嚴懲那些存在就業歧視單位的同時,降低受到歧視的就業者的維權成本,從而逐步解決就業歧視問題。”

常凱則表示,女性的生理特點必然會增加企業用工成本,從保護女性就業角度出發,政府應給予企業一些補助,同時在社保、生育保險等領域增加投入。

“工會組織要積極發揮作用,真正維護好女性的合法權益。”盛明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