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為國家社稷而生

杜甫的出身和教養都決定了他一定會走讀書做官的道路，他的為官并非為了一己的富貴榮華，而是上為皇帝，下為天下蒼生。早年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詩中寫道：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崇高的理想與可悲的現實之間有著巨大的落差，這種情形伴隨了杜甫的一生；他的特異之處在于他并沒有陷入“感士不遇”的情結不能自拔，而是始終堅持其忠君愛民的理想，寫下了大量動人的詩篇。

杜甫的忠君是有原則的，一要符合大唐王朝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二要合于傳統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所以他對官場和社會上的腐敗傾向痛加批評，即使涉及宮廷也不稍假借，典型之作如《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只是在他心目中“今上”（當今的天子）總是圣明的。

天寶十四載（755）十月，杜甫在等待了很久很久之后，終于得到一個低級的官職：太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而一個月以后“安史之亂”就爆發了，前后7年，把大唐王朝弄得元氣大傷。天寶十五載（756）五月，杜甫再一次赴奉先，把家小從這里遷到白水他舅舅那里去。同年6月，潼關失守，長安告急，玄宗逃往成都。杜甫的官自然也當不下去，他覺得白水也不安全，遂帶領全家，取道彭衙、蘆子關、華原、三川向北逃難，一路吃盡辛苦，差一點兒家破人亡；在三川時，適逢華池水、黑水、洛水因暴雨而洪流泛濫，幾乎葬身魚腹，好不容易走到鄜州（今陜西富縣）才安頓下來。途中頗有詩作，對民間疾苦多有反映，事實上他本人也正是一介難民。在鄜州，杜甫聽到太子七月即位（后稱肅宗）于靈武（在今甘肅）、改元為“至德”的消息，在把家小安頓在這里的羌村后，自己立即只身趕赴靈武，為處境困難的新皇帝效勞。一頭是蒼生，一頭是皇帝，哪一頭杜甫都放不下。

在奔赴靈武的途中，杜甫被安史叛軍捕獲，押回長安軟禁起來。到第二年四月，杜甫看準一個機會，逃出長安，奔向肅宗此時所在的鳳翔（在今陜西），“麻鞋見天子”（《述懷》），不久被任命為宣議郎、行在左拾遺，其“告身”即任命書的簽署日期為“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

拾遺是一種“從八品上”的小官，在朝廷里本無足輕重，皇帝也不一定肯聽他的勸諫，但杜甫立即深入角色，非常負責地執行其諫官的責任，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可是他的熱忱和忠心很快就碰了一個大釘子，他上書言事完全不合肅宗的意思，很快就被趕出朝廷，雖然表面上說是讓他回家去探親。杜甫一向公而忘私，當他逃出長安時并沒有想到回家，初拜左拾遺時更未想到回家，而是“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述懷》），其時只是寫一封信回家去通報情況而已；后來得到回信，說情況還好，也就放心了；而現在卻意外而違心地必須回家一趟。

此行產生了《羌村》三首、《北征》等著名的詩篇，后者是一首700字的長篇，內容非常豐富，其結尾處寫道：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

奸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

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凄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

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

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這里委婉地批評了唐玄宗晚年為政多誤，在內亂爆發后情形非常狼狽，幸虧陳玄禮將軍在馬嵬發動兵諫，才扭轉了局面。詩中提到大同殿、白獸闥，都是長安皇宮里的建筑，現在還在叛軍手里，杜甫強烈地希望能夠盡快收復。雖然不久前杜甫因諫諍而遭到來自頂層的打擊，但他在寫這首詩時，仍然沒有忘卻自己作為諫官的責任。

關于馬嵬之變，流行的解釋說，唐玄宗是在陳玄禮將軍發動兵諫的嚴峻形勢下被迫賜死楊貴妃的，例如陳鴻《長恨傳》寫道：“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擻纓盤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輾轉，竟死于尺組之下。”但事情也很可能是唐玄宗拋出貴妃以塞天下之怨，在政治上爭取走出被動。杜甫深悉馬嵬之變的種種，所以《北征》的末段只是高調歌頌陳將軍而不提唐玄宗，這應當是他的春秋筆法，褒貶實寓于其中。“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兩句意謂夏、殷雖到了衰世，也不曾聽說（這是委婉的說法，事實上是根本沒有這回事）其間有國君親自下令誅殺妃子的事情，也就是說，其時的君王雖然極其昏聵，也還沒有走到拿女人開刀以自救的地步。

按中國古代的傳統，已經去世或下臺的皇帝，略略批評幾句已經無妨。只有當今的皇帝是不能批評的，所以《北征》中對唐肅宗只有歌頌之詞。這對保持政局穩定是完全必要的，杜甫一向堅守這樣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