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改革的“孤島”,星火可否燎原?

三明醫改,從2012年啟動,至今四年多,成績單非常靚麗:

扭轉了收不抵支的局面,醫?；鹂沙掷m性增強。

藥品占比達到國務院醫改意見提出藥占比下降到30%以下的標準。

老百姓醫療費用大幅下降,全市22家縣級以上醫院住院平均費用僅為5174.3元,門診平均費用僅為147.94元。

醫生目標年薪制,參照國際上醫生收入一般為社會平均收入3~5倍的慣例,同時,在工資總額下,向一線人員傾斜,醫生、護士和行政后勤團隊分別占50%、40%和10%。

可以說,三明醫改成功地實現了患者、醫生、醫院、政府的“多贏”!

但這種“多贏”并不是被所有人都認可,三明醫改模式也面臨質疑。

有人認為,三明醫改是通過強勢政府、鐵腕改革來解決,并不是通過市場化來解決的,這與國家提倡的“簡政放權”相違背。

在詹積富看來,三明醫改中政府是從為老百姓提供基本醫療保障的目標出發,這與習近平總書記說的政府要承擔領導改革的責任、保障責任、管理責任、監督責任是統一的?！叭麽t改是以公立醫院為主體,不能完全走市場路線,那樣老百姓的看病費用或許更高。而政府引導醫改在這里起到的是保障作用和功能,為老百姓提供基礎醫療保障。因為醫療醫藥是個特殊行業,醫患關系是性命相托的關系,所以,不是簡單的商品買賣,不能完全按市場路線走,要保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p>

對于網上流傳的三明市醫護人員流失嚴重、醫生抱怨薪酬制度不公平等情況,詹積富自信地說:“2011年三明醫改前,22家公立醫院工資總額是3.8億元,人均是4萬元左右,而2015年醫生工資總額是8.95億,平均工資近9萬元,這個工資可能跟北京、上海沒辦法比,但是對三明當地來說,已經是有很大變化了。其實醫護人員的流動很正常,也是一直都存在的問題,有這種擔憂是正常的,但我可以肯定的說,三明醫改之后,流入的醫生遠多于流失的醫生。我這里有一個詳細的數據,從2013年至2015年,三明市直醫療衛生單位人才流失共計96人,而這三年里,分別招聘進來502人、421人和406人,共計1329人,這些流入的人才數字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p>

不止一個人反映,700多批“取經”團隊來到三明學習后紛紛“點贊”,但真正敢于“實戰”的卻不多。

“三明醫改就像螞蟻拖著火車走,也好比鄱陽湖里的一個小丘,長江干旱時,這里不可能長期有水。如果醫改不是全國一個步調,三明醫改也堅持不了多久?！闭f到激動處,詹積富不免有些激憤之情。

覺得三明經驗無法復制,給出的理由多是:我們沒有詹積富。

可事實真的如此嗎?詹積富本人并不這么認為。

在他看來,三明推動醫改,勇于在管理體制上大刀闊斧進行整合,他在其中的確起了一些作用,但最關鍵的還是黨委、政府的充分支持和信任,“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物給物”,實施必要的集中統一領導,“將與此有關的部門的分管權限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詹積富說,只要有改革的決心,這些并不難做到。

三明醫改能夠持續推進,還有來自醫護人員和普通患者的支持:

將樂縣醫院院長廖冬平在醫改開始時,屬于不太情愿改革的,可是經過一年的實踐,他就成了堅定擁護者,還成了義務宣傳員,經常到全國各地宣講醫改經驗。

在尤溪縣醫院,一名常年患有肝部疾病的老年患者向記者介紹,醫改前他經常跑到省城看病,花銷很大,醫改后,家門口醫院的設備提升了,報銷比例高,他就再也沒跑過省城。

對三明醫改能否復制,專家學者也有自己的觀點:

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應亞珍長期關注三明醫改,并多次撰寫調研報告為其鼓呼。在她看來,對于一個改革經驗,過于強調其特殊性,或者求全責備,糾結于是否可復制,要么是為“無所作為”找托詞,要么就是混淆視聽。她說:“無論多好的經驗,都絕不可能自動復制,一定要采取相應的行動,才會在異地開花結果”,因此,各地能不能推進改革,取決于當地政府是不是真想改革?會不會改革?

2015年9月,財政部社會保障司在調研三明醫改后,形成報告指出,三明醫改階段性改革成效值得肯定,改革經驗值得總結并進行復制和推廣。他們在報告中尖銳指出,關鍵在于想不想復制三明改革創新的“決心”,愿不愿意復制其迎難而上的“勇氣”,敢不敢觸動當前盤根錯節的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

同時,主流媒體對三明醫改的經驗做了大篇幅的報道,充分肯定其成績,并呼吁復制推廣。

財政部、國家衛計委在安徽、福建推廣三明醫改模式。

河北醫改很多舉措借鑒了三明的方法。

……

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對三明醫改給予充分關注:

習近平總書記主持深改會并聽取他們的匯報。

俞正聲主席在全國政協專題協商會上給予肯定。

三明的醫改并不會成為“孤島”。

同時,三明醫改人也沒有停下改革的腳步。就在記者采訪期間,三明市出臺《住院費用全部按病種付費工作的通知》。要求從明年1月1日起,全市21家縣級及以上公立醫院,開展住院費用全部按病種付費工作?！叭珖谝粋€吃螃蟹!”詹積富這樣向記者表示。

也許,若干年后,當我們回望三明醫改經驗的時候,才能看得更加清晰,就如同當今我們回看1978年安徽小崗村18位村民摁下的“紅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