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的李雪剛上小學時，父母就外出打工，她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描述了自己的留守經歷。三年級前，她跟爺爺一起生活。爺爺太老了，顧不上她，“以前不知道洗發水，都是用洗衣粉洗頭”，“小時候吃鼻涕，別人笑我，但是沒人教”，“看到河邊桑葚就想去摘，很危險，但是跟爺爺在一起時他也從來不攔”。

父母看不下去，把李雪接進城生活了一年多，五年級時又送回鄉下姥姥家。姥姥姥爺身體稍好些，于是兩個老人就帶著九個孩子生活。“姥姥姥爺并不怎么歡迎我，因為要去吃他們的住他們的。”“在姥爺家物質上是滿足的，但是心理上很孤單。那時候懂點事了，小孩太多了，有了對比就有了落差。”李雪說。

到了中學，李雪的孤獨越發深重，她開始寫日記，在日記里自己跟自己說話。說話也解脫不了，就用小刀在手臂上扎，“感到心里有股火，這樣才解氣。”她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那時，我覺得沒有人關心我，沒有人愛我”。

“父母，尤其是母親的陪伴，是其他任何人無法替代的。”張旭東說，“可惜大多數農村父母并不明白這個道理。”2015年，張旭東所在的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了《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研究報告》，調查數據顯示，相比非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的意外傷害幾率更高，心理問題相對更多。

在知乎上，充滿了這種傾訴：”“爺爺奶奶是文盲，當我犯錯的時候，他們對我的教育方式就只是打和罵。”“第一次來大姨媽，沒有人可以問，以為自己要死了。” “初二的時候，身邊的同學都輟學去打工了，我好想有人幫我指點一下，我到底該不該繼續讀書……”

陳希7歲時開始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初中開始住校，每兩周回家一次，到高中，一個月回家一次。“每年見爸媽1到2次，被帶出去社交的機會幾乎為0。” 為了彌補自己的缺陷，考上大學后，陳希專門修了社交禮儀之類的課程，又看了各種禮儀教學的視頻。“但是，有些東西哪里是課堂上學得來的。”在第一次給研究生導師敬酒的時候，她把導師的杯子倒滿了紅酒，而自己只倒了一點點，“唉，路漫漫……”

“最開始對父母充滿依賴，但得不到回應，就用堅強來包裹自己。”陳希寫道，“跟父母的關系也就這樣逐漸疏遠。”有一年春節，父母回來住了幾天，離開時怕陳希和弟弟不舍，就偷偷地離開，可到車站發現身份證落下了，就又返回家，進門一看，兩個孩子有說有笑，沒有一點悲戚。爺爺解釋說：“知道留不下你們，哭也沒用，就不指望什么了。”

那年陳希只有12歲。“表面上非常的獨立，但是內心不夠強大。大部分關卡都是自己咬牙堅持，從來都不會和父母說。卻總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哭成傻瓜。”

一個匿名網友這樣寫道： “始終不太理解為啥很多同學可以和父母每周甚至每天打個電話。我中學時一個月偶爾還會聯系一次父母。大學后，由于不怎么需要向他們要錢了，于是每個月聯系也都沒了。可是這能怪誰呢？我甚至能和陌生人攀談很久，但是對那遙遠的親生父母，我……”

在第一代留守兒童的自我描述中，他們既自卑，又極其自尊。一條知乎跟帖寫道：“受不了任何人瞧不起我，不管是真瞧不起我，還是我認為的瞧不起我……不讓任何人介入我的生活決定，除了自己，所有人都覺得靠不住。”

對環境的不信任，讓一些人沉淪，也刺激一些人奮起。“只有能力才能給我帶來安全感。”26歲的艾琳還記得自己的傳奇式逆襲，“高中前我的成績很爛，天天被父母罵，高考卻考到文科班第六。”

那時候艾琳每天睡4個小時。“可能很多人也很拼，但我是敢說，我比身邊的同學還拼很多，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我這樣瘋狂。” 艾琳說，其實動力也很特別，就是高二時特別希望能擺脫現有的家庭環境，“我一度是因為恨而不是愛而努力的。”

另一個“留守兒童”王小琪，在知乎上把這種逆襲心態描述得更淋漓盡致。王小琪從小就被送到寄宿學校獨立生活，高考結束后，爸媽對王小琪沒有期望，也不問成績，后來不知怎么知道她考進全校前十，又再三問她是不是多說了300分。

“那時候我連志愿都填完了。”王小琪說，“就這樣，我毫無壓力地碾軋了所有親戚朋友的孩子。”然后，他又拒絕了任何慶祝，自己獨自去了大學。“而且從大二開始，學費、生活費，到各地的旅游費，我都是自己解決的。我很享受這種自己帶給自己的安全感。”

“在留守兒童中不乏后來打拼出來的成功者，因為他們知道無人可依靠，更早懂得自立自強。”一位心理專家說：“但是這種刻苦努力下面，也埋藏著過度敏感偏激的心理隱患。”

情感障礙是留守兒童成年后最常見的心理疾病，也是他們傾訴的主題之一。

“我名下有兩套別墅，開著寶馬。然而因為涉及性格問題，一直沒女朋友。 留守兒童很難有朋友跟女朋友的。因為太需要別人的肯定了，不管友情還是愛情都會用力過猛。”

“大部分時間都是單身，短暫的幾個男友都是自己提出分手，因為想要避免被拋棄，就先去拋棄別人。”

“不敢奢望愛情，像顧城的詩——‘為了避免結束，你避免了一切開始’。”

對于情感障礙，學習心理學的王小琪曾這樣自我解析：“在和異性的關系處理上，因為過于彪悍，我嚇走了很多異性。很多留守兒童在男女關系上，要么像我這般高貴冷艷別扭，要么就是混亂。這是源于安全感的極度缺失不自覺就高冷了，其實這不過是一種自我保護而已。”

后果漸顯

2010年3月的一個上午，18歲的田玉從富士康龍華宿舍的四樓跳下，當時她剛來富士康1個多月。昏迷了12天后，她醒了，發現自己左腰部以下癱瘓。

作為蘋果的代工廠，富士康是中國制造業的一個標桿，而“連跳事件”更讓這個大陸最大出口企業在中國經濟起飛史上，留下沉重一筆。2010年一年里，有18名工人試圖在富士康廠區自殺，14人死亡，4人幸存但重傷。逝去的生命十分年輕，定格在17歲到25歲。

富士康嚴苛的工作環境和軍事化管理首先被歸因。蔣能杰的助手王明飛曾在富士康打工，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說：“工作的地方，就是一個流水線。大家穿著防塵服，只露出兩個眼睛。我們不能說話，面著面上了一個月班，不知道對方是誰。很恐怖。” 王明飛很郁悶：“下班時，出廠門黑壓壓一片。宿舍分兩班，即使休息時，也很難和別人說上話。這樣生活。沒病也會憋出病來。”

深圳心理咨詢行業協會會長鄒光宇發現，在自殺現象最集中的富士康龍華廠區，當時的40萬工人里，80％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其中許多人曾是“第一代留守兒童”。 鄒光宇發微博說，“上一代農民工一般比較能吃苦抗壓，而這一代年輕人尋夢理想一旦破滅，就意味著巨大的心理災難。 這是一個需要呵護的心理弱勢群體。”

基于3500多份調查樣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汪建華和清華大學的黃斌歡也發現：“相比同齡非留守群體，有留守經歷的新生代農民工更難適應高強度和高重復性的簡單勞動。”

1990年出生的王明飛，從記事起父母就在外面打工，據他的觀察，工友許多跟他一樣是爺爺奶奶帶大的，一到城市里很不適應。“有的靠喝點酒、唱歌排解壓力。有的就談戀愛。那種環境下，有愛情滋潤還好一點，萬一感情出了問題，就會想不通。”

田玉也是一名曾經的留守兒童，在湖北農村由祖母撫養長大。在蘇醒過后，她對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毅教授講述了跳樓的緣由：由于曾調換過廠區，工資卡交接出現問題，她未能領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在往返交涉后，工資仍沒有著落，那時她用完了帶到深圳的錢，手機又壞了，無法跟深圳的表姐聯系。

“我很絕望，腦袋一片空白。”這是她跳樓前的心情。

“田玉麻煩并不大，如果有一點外界幫助，也不至于走上絕路。” 潘毅說，“可是在最焦慮的時候，她卻沒找到任何支持。”

“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需要從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一定的情感支持，否則就會產生孤獨、抑郁、焦慮等不良情緒，嚴重者會發生心理上的崩潰。”安徽師范大學何海波在其論文中寫道：富士康打工者的焦慮，“一方面，童年時父母的缺位直接造成了成年后他們應對逆境和保持心理健康的能力較差。另一方面，作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剛剛離開學校或者家鄉，還沒能建立新的社會關系支持網絡。”對于田玉來說，在最后關頭，她甚至沒有得到來自父母的心理支持，她和家里不直接聯系，實在有事就通過表姐，與表姐失聯，就切斷了所有親情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