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后跟父母的感情隔閡，體現在許多留守兒童身上。在記者采訪中，時常聽到這樣的傾訴：“12歲以后，我就不會讓我媽洗內衣”，“進城以后，我跟我爸睡在一張床上，感到特別不自在” “我從來都只叫‘媽’，叫不出口‘媽媽’——”

“許多父母認為孩子還小，有爺爺奶奶照顧行了，等孩子高考了再回來，那個時候才重要！可那時候你已經喪失了跟孩子建立親子關系最關鍵的時期。”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喬東平說，“那時再來建立親密關系就很難了，這些孩子從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心理支持。”

不僅如此，跟父母的感情隔膜，可能會擴展為更大范圍的人際隔膜，從而對外界關上心門。在張旭東等學者對留守兒童的調查中，有17.6％的留守兒童表示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是自己。

“這不僅是富士康的問題，中國各地的工地和流水線上，都有這樣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患者，這是未來中國發展的一個大隱患。”鄒光宇說，“社會必須正視這個事實”。

在一所鄉村學校進行沉浸式采訪后，報告文學作家關軍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經過100天的鋪墊，即將離別的時刻，關軍安排了跟留守學生一對一的交流，他看到了“貝殼張開”的時刻——平日沉默而回避的小孩，打開堅硬的保護殼，露出不輕易示人的一面。說起父母缺失的痛楚，他們常常哽咽，一邊哭，一邊摳桌角，或撕扯紙片。

“就像一只只貝殼以一定的角度張開，或大或小，我短暫窺見了孩子柔軟的內心世界。”關軍說，“雖然孩子們一出門，很快又變回了原樣，貝殼已經合攏，就像什么都不曾發生。”

現在，關軍確信：留守兒童問題不是臆想，它是一個真實重要的存在。

邁過拐點

在知乎上，大多數講述者最終表達了與父母的和解。尤其是自己成為父母后，第一代留守兒童在理智上理解了父母當年的選擇。7歲就開始留守的陳希寫道：成年之后，和父親的關系有所緩和，也意識到父母的迫不得已，有他們的局限。“原諒他們的局限就像原諒自己的出生一樣，是和解的開始。”

對于父輩的出走，葉敬忠稱之為經濟力量的“無聲強制”。“沒有聲音強制你出去打工，可他不出來又怎么辦？”葉敬忠說，“不要在道德上指責他們，在當時，他們出去打工是出于生存需要，有足夠的正當性。”

然而，隨著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怎樣對待留守問題，社會輿論開始出現反轉。“這是因為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矛盾激化的‘雙刃效應’日益凸顯。”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陸士楨分析說：“體現在留守兒童問題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質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狀況不斷優化；另一方面則是社會生存環境，包括家庭環境持續相對惡化，尤其是留守兒童惡性事件近年成爆發之勢。”

2015年的“6·9事件”是個標志性事件。當年6月9日，貴州畢節一個家庭的4個留守兒童集體服毒自盡， 孩子中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才5歲。據民政部社會事務司未成年人保護處林依帆透露，這個事件直接推動了國務院高規格文件的加快出臺。

2016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要“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這份史無前例的高規格文件，還明確規定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部門職責：由民政部牽頭建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動作？因為留守兒童問題已經到了某種臨界點，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如果我們不能保護這個國家最弱小的子民，我們國家的合法性在哪？我們經濟發展有何意義？”林依帆說，“留守兒童問題拖不起，也等不起，我們要以最大的行動去破解這個問題。”

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政收入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邁過拐點，政府已有實力來兼顧一些社會福利。”陸士楨是個堅定的“兒童優先論者”，她引用美國經濟社會學家澤利澤的話說，孩子具有社會文化屬性和道義上的“無價性”，對待兒童，“需要在市場機制的重重包圍中穿越而出，形成一個非常規的市場，由非經濟的標準來規制。”

陸士楨說，目前頂層設計已經有了，需要做的是讓它能落地。具體地說，主要就是建構留守兒童救助和保障機制，重點確保資金投入；完善法律政策體系，強化監護監督運作力度；全社會多方合作，讓留守兒童的關愛扶助制度化。

農村人均收入也已邁過拐點。“2015年，全國農民工人月均收入3072元。現在許多村子里小樓林立，小車也不少。”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說，“打工父母離開孩子的正當性在消弱”。

即便是畢節四兄妹家，家里也起了小樓，出事前存折還有3000元存款。“可哥哥卻在遺書里寫‘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孫宏艷說：“是什么讓一個13歲的孩子如此絕望？這個質問希望他們父母能聽到，也希望所有留守兒童的家長能聽到。”

2014年底，蔣能杰拍完第三部關于留守兒童的紀錄片《初三》后，開始猶豫要不要繼續拍攝這個題材。在這之前，他的紀錄片已經很有影響，伴隨的公益活動也做到了極致，各種采訪和捐贈紛至沓來，美國俄勒岡州的大學生也到村里來調研。

因為影片中講到過上學交通不便，湖南衛視甚至給村里贈了一輛校車。但是當地道路太窄，安全是個很大的問題。后來，路修好了，當地政府卻無法負擔校車司機和汽油開支。 “作為一個獨立紀錄片制作人，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力量渺小。” 蔣能杰當時說，也許今后拍攝的紀錄片會跟商業體制靠攏。

然而才過了一年，蔣能杰又掉頭回來拍攝一部留守兒童題材的劇情片。這一年關于留守兒童發生了許多事情，有好的，有壞的。敏感的他感覺到，也許一個向好的拐點真的快來了。他決定還是要做點什么，讓他的兒子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