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錯電報露了底

1933年5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檢察官朱樹森拿著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紹信，以參觀的名義來到故宮博物院。當庶務科虞科長接待他時，這位朱檢察官卻提出來要查看院里的文件卷宗。虞科長連忙打電話請示。易培基得知此事后，本待應允，可吳瀛卻覺得不妥：“他拿著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紹參觀信，如何能看文件呢？”于是，經過雙方商議，朱樹森只在院內看文件，但經手過處分物品的人員要隨時聽候他問話。

第二天一早，朱樹森來到故宮，李宗侗、吳瀛等參與過處分物品的人都紛紛到齊。開始朱樹森問了問處分物品的經過，并沒什么新發現。正待作罷，負責處分綢緞的書記員尹起文忽然站起來，期期艾艾地說：“就是有一筆秘書長同院長購買的3000塊錢的綢緞皮貨……并不是在星期日買的。大家都有一些……”朱樹森想抓住這個“話柄”，連忙追問李宗侗。

原來，處分物品時為了促銷，故宮方面規定購買2000元以上者打七五折，購買3000元以上者打七折。李宗侗起初買了二三百元皮貨，后來又買了二千五六百元東西，尹起文便建議他把兩次購物的錢算在一起，這樣可以打七折。李宗侗一琢磨能省點兒錢，便欣然應允，而且他買東西那天也確實不是公開售賣日。

其實，這并不是什么大事。頂多只能算程序瑕疵，絕對不算違法，但在朱樹森的追問下，李宗侗竟然支支吾吾道：“我我我記不大清楚了。”當時也在場的吳瀛見李宗侗這副表現十分氣惱。事后他對李說：“物品公開發賣，為什么你買不得呢？你今天不該吞吐，高興說有就有，說無就無。什么叫‘記不清’呢？你顯得軟弱心虛。這事昨日他們預先有接洽是無疑的！”

吳瀛所料不虛，這尹起文正是張繼夫婦介紹來故宮工作的。在上一回合中，因為無憑無據，檢舉落了個空。這一次，他們在搬來最高法院的同時，還從故宮內部挖了許多黑材料。

不久前，故宮博物院會計科職員秦漢功因沾染不良嗜好，被故宮免職。他向張繼夫婦告發，會計科負責人蕭登青趕著辦理積壓數年的報銷，讓文具店老板改開了幾張單據。

根據這個爆料，朱樹森在故宮很快就從賬目中查出了600元單據不符。他以為發現了什么真憑實據，立即詢問了文具店老板李寶書。李寶書說：“我店與故宮博物院做了多年的來往生意，總是陸續送去各種文具先用，每屆月底開一總賬單交庶務科核對結賬。這次會計科編造報銷，要將筆墨紙張簿籍等分幾張小賬單開列，才符合報銷冊的欄目，故叫我店把每個月一張的總賬單分作數張小賬單。而每月我店所開小賬單的合計數目，與總賬單是符合的，并沒有多開數目幫他浮報。”

朱樹森一查，總數果然對上了，“虛報賬目”一說原來是子虛烏有。這不免令他泄氣，很快便返回了南京。

朱樹森走了，但故宮博物院管理層仍未參透幕后黑手是誰。

1932年日本人的勢力已經逼近平津，為保國寶無虞，故宮同人開始醞釀“國寶南遷”事宜。如今看來，“國寶南遷”在戰亂年代保全了中華民族的文脈，無疑是明智之舉。但在當時，無論是社會上還是故宮內部，反對的聲音都非常大。吳瀛就曾開誠布公地表示：“古物一出神武門的圈子，問題非常多，責任既重，閑話也多。”不過，在易培基的堅持下，第一批“國寶”還是上路了。

最高法院檢察官朱樹森造訪故宮時，第一批古物剛順利運抵南京不久。易培基、李煜瀛等人以為，發難者是沖著“國寶南遷”來的。不過，隨后從南京發來的一封電報，令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搗鬼的還是張繼夫婦。

一日，電報局將一封寫著“長安飯店，朱樹森先生”的電報送到了吳瀛家。朱樹森當時已返回南京，電報無法投遞。由于電報局的工作人員是吳瀛的朋友，知道朱樹森是為故宮博物院而來，因此便將電報送給了吳瀛。電報上這樣寫道：

佳電緩辦，即查古物有停運否？俾轉政院，勿藉案停運。張囑尹即來，費先籌給，程已保外否？并電復！烈蒸。

故宮眾人分析，發電人“烈”，應該是最高法院檢察長鄭烈，“張”即張繼，“尹”則是前文所述一直沖鋒陷陣的尹起文。鄭烈是張繼的門生，他能謀得最高法院檢察長一職多虧張繼提拔。此番恩主有事相求，他自然是不遺余力。尹起文是張繼太太崔振華介紹到故宮工作的，張繼讓尹起文速來南京，自然是要商議下一步的行動。

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吳稚暉看到這封電報后，怒不可遏。張繼夫婦一回北平，他便拿著電報去找他們評理。面對吳稚暉的對質，崔振華惱羞成怒，不但直認不諱，還完全不顧顏面地撒潑打滾起來。這樣一來，雙方矛盾完全公開化，張繼一方更加無所顧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