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的確是對一種新型城市化方式和對一個新城市愿景的描述。近日來，討論的焦點已經轉移到如何建設新區上。人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這是中國在“新型城市化”方面大思路的變化。

城市化不僅僅是簡單地發展房地產，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城市改革，例如產業升級、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

雄安新區的“非首都功能”

“大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最明顯表現在幾個一線城市上，即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城市的人口眾多，增速卻還沒有緩慢下來的跡象。這需要人們尋找新的思路。這也就是中國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思路背景。而雄安新區又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概念的產物和表現形式。

之前，通州建設成為北京市的副中心，主要用于接納從北京剝離出去的市屬行政機關；同樣，雄安新區的核心要義，就是要承接北京作為首都的“非首都功能”。根據這些年的討論，這些“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批制造業、一批城區批發市場、一批教育功能、一批醫療衛生功能、一批行政事業單位等。

在新華社授權發布的通稿中也提到，雄安新區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新區，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

在實際層面，新區不僅僅具有“疏解”的功能，也可以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條件。“大城市化”的結果就是造就了城市級別越高，優質資源越高度集中。這方面，北京尤其特出。

大量的優質資源集中在北京，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方面，結果人們便紛紛涌入首都。北京的住房、醫院、學校等各個領域變得擁擠不堪。從這個意義上說，疏解功能也可以解讀成為優質資源的分散化。通過分散優質資源，來為改革創造有利條件，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是有能力實現優質資源的分散化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雄安新區如果做成功了，就會有“復制”功能，用來解決中國其他大城市的“大城市化”所帶來的弊端。

從城市發展的歷史來看，中國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很不一樣。在西方，城市一般都是從商貿中心發展而來，而且也一直維持著商貿城市的特征；因為是商貿城市，城市的分布比較分散。

與此不同，在中國，城市歷來就是政治中心，也有一些從軍事要塞演變而來，城市因此是權力中心。在這樣的體制下，權力走到哪里，優質資源也就跟著流向哪里。大城市因此成為優質資源的集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