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穩定就業和推進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企業家成長的重要平臺。當前，在國內外經濟形勢錯綜復雜、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我們要牢牢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和“三個沒有變”的基本方針，推動民營經濟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征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一、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近40年來，黨和國家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不斷完善，民營經濟在穩定增長、增加就業、推動創新、出口創匯、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回望來路，中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上的“有益補充”與實踐中的初步發展（1978—1992）。從1978年鄧小平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到黨的十二大提出“鼓勵和支持勞動者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再到黨的十三大提出“私營經濟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標志著我們黨開始認識到市場因素對調節經濟利益進而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政府對民營經濟發展采取了穩妥的、有限度的政策支持。這一時期，“草根創業”開始興起，柳傳志、魯冠球、年廣久等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群體正式誕生。全國個體經濟從業人員從1978年的14萬人快速增加到1992年的2467．7萬人，私營企業第一次被納入官方統計數據，達到13．9萬戶。

第二階段，理論上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實踐中的快速發展（1992—2002）。這一階段，國家更加重視保障、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三個有利于”，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第一次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出臺了《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等一系列改革舉措，為民營經濟蓬勃發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全國掀起了一場以體制內人群下海經商為特征的創業浪潮。民營經濟表現搶眼，現代企業制度開始真正建立起來，這一時期，全國個體工商戶增長了54％，從業人員增長了92％；私營企業達到243．5萬戶，增長了16．5倍，稅收貢獻976億元，增長了243倍。

第三階段，理論上的“毫不動搖”與實踐中的跨越式發展（2002—2012）。黨的十六大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十七大提出“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非公經濟36條”、《企業所得稅法》、《物權法》等政策法規密集出臺，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和法律體系日益完善。這一階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互聯網創業浪潮的興起等也都為民營經濟提供了更多機遇。全國個體工商戶首次突破4000萬戶，10年間私營企業增長了3．46倍，從業人員增長了1．03倍，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雙雙超過60％。

第四階段，理論上的“三個平等”與實踐中的轉型發展（2012年以來）。從黨的十八大提出“要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再到2016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民建工商聯委員聯組會上，強調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重申非公有制經濟“三個沒有變”，進一步堅定了民營企業轉型發展的信心。“鼓勵社會投資39條”“促進民間投資26條”等政策的出臺，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了更加公平、開放、寬松的環境。到今天，民營經濟占GDP比重、稅收占全國稅收比重、民間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都超過半壁江山。華為公司等一批大型民營企業崛起為世界級企業，全世界有1/3的人口在使用華為的產品和服務。

二、新常態下民營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民營經濟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新環境。國際上，世界經濟仍將長期處于結構調整期，貿易保護主義有所強化，金融市場動蕩不穩，全球貿易持續低迷等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在國內，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以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為主要特征的新常態，資源環境約束日益趨緊，消費向個性化、多樣化、多層次的方向轉變，人口老齡化加快，“互聯網＋X”業態不斷豐富，經濟運行中結構性矛盾凸顯，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正在形成。在此背景下，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面臨一系列機遇與挑戰。

面臨的機遇主要有：一是新型城鎮化。據測算，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能拉動消費增長約1．8個百分點，拉動投資增長約3．7個百分點，新型城鎮化不僅能創造巨大的消費市場和投資空間，還能通過提高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為民營企業提供穩定的勞動力供給。二是產業高端化與智能化。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為民營制造業邁向“高精尖”、走向價值鏈和產業鏈的中高端提供了重大機遇。三是經濟服務化。我國消費呈現出的規模擴張與需求升級并存的新特點，不僅為民營企業在養老、醫療、互聯網等相關產業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提供了機會，還有利于倒逼企業提質增效、轉型升級。四是社會信息化。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有利于培育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形成潛在的巨大市場空間。五是發展綠色化。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有利于開拓新能源和環保產業的發展空間，為民營企業創造綠色低碳經濟機遇，同時規避綠色貿易壁壘、樹立良好企業形象。六是經營國際化。依托“一帶一路”建設、國際產能合作等，民營企業可以充分利用兩種資源、開拓兩個市場，既有利于對沖外需疲軟、外貿下行的壓力，又有利于應對貿易保護主義。

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一是市場準入存在壁壘。一方面是民營企業投資領域越來越多元化，另一方面是投資障礙仍然繁多，一些民營企業面臨“彈簧門”“玻璃門”“旋轉門”的阻礙，甚至有的民間資本根本不知道“門”在哪里，“想投卻無處投”。二是一些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轉型的“火山”。部分作為創新主體的民營企業，面臨創新能力不足而“不會創新”“不能創新”，創新人才匱乏而“無法創新”“不敢創新”的困境，陷入了低端競爭陷阱。三是融資難、融資貴成為民營企業最普遍、最突出的問題。一方面是大量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信貸資源流向實體企業受阻，另一方面是勞動力、資金、資源、土地等要素價格不斷上漲，高成本進一步擠壓企業的利潤空間。四是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仍需改善。從總體上看，我國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法規體系在不斷完善，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產權保護力度不夠、政府信用缺失、政策執行落實不到位、“官商勾結”、“為官不為”等問題，一些企業家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

三、努力營造民營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進入到轉型升級的歷史新階段，關鍵是要破解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重大難題，營造民營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推動各項政策落地、落細、落實，讓民營企業真正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

進一步放寬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大力拓展民間投資的發展空間。要切實打破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障民營企業發展實現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以“法無禁止即可入”為原則，加快建立行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著力消除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等重點領域的顯性或隱性門檻，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要引導國企調整產業布局，最大限度地為民資在一般性競爭領域騰出投資空間。大力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讓民資在不同層次上進入國資壟斷行業。大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發揮政府投資的引導和放大效應。

破解轉型的“火山”，提升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的能力。要引導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創新管理方式，加快實現企業治理結構專業化和產權結構多元化。推動民營企業發展戰略轉型，鼓勵民營企業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大科技創新投入，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鼓勵不同類型和不同規模的企業在分工協作中實現聯合創新，在不同文化環境下實現開放式創新。構建創新的人才激勵機制，實現創新、創業、創富聯動，培育和弘揚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引導民營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轉型。加快民營企業“走出去”和民資海外投資步伐，著力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打造國際化品牌，增強民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破除融資的“高山”，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助力民營企業擺脫發展困境。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放寬金融市場準入，鼓勵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發起設立和參與組建民營銀行等金融機構。加快轉變金融機構的經營和服務理念，引導商業銀行加大金融創新力度，建立符合民營企業特點的信貸管理制度、風險控制制度和風險補償機制。規范融資中評估、審計、保險、登記等金融中介服務收費，構建政府主導的融資擔保體系。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穩步發展“新三板”市場，規范新型互聯網金融業態，拓寬民營企業直接融資渠道。組合出拳降低民營企業成本，要落實好“營改增”等減稅清費政策，降低稅費負擔；規范和清理貸款中間環節收費，引導金融機構合理控制存貸款利差，降低融資成本；繼續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降低用工成本；進一步降低用地、用能、物流成本和其他制度性交易成本。

改善民營企業發展的制度環境，構建“親”“清”政商關系，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推進民營企業產權的依法保護、平等保護、全面保護，讓“有恒產者有恒心”。要完善政府守信踐諾機制，維護政策的連貫性和確定性，增強政府的規范性和公信力。嚴格按照習近平總書記“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的要求，細化政策措施，制定、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和實施細則，提高政府為民營企業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穩定民營企業家預期，既要鼓勵領導干部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堅持“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又要鼓勵企業家在法律的框架內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多溝通多交流，堅持“潔身自好、走正道”。（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