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是否構成欺詐，法院認為，首先，法律上對超售行為未予明令禁止，民航總局在公開網站上對超售進行了介紹，對超售未作出明確的禁止，航空承運人基于市場競爭、運營成本、客源流失等考慮，對航班進行超售也符合國際航空業的售票慣例。其次，航空公司通過官網對旅客須知進行公示的方式，向旅客告知航班存在超售可能以及補償方案，原告系從其他購票網站上進行購票，在購票時并未予以注意。本案中，航空公司未對原告明確告知航班存在超售，法院認為，航空公司未能有效掌握好涉案航班的機票預訂情況，在訂立合同時出現超售，從主觀上而言更多是由于過分自信導致的過失，并非對包括原告在內的該航班所有購票人進行虛假宣傳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事后航空公司也采取了為原告安排改乘航班的補救措施，與經營者欺詐的主觀惡意性存在區別，故原告認為航空公司構成欺詐索要三倍賠償的主張不予支持。鑒于航空公司存在未盡告知義務的行為，客觀上已造成原告延誤一天旅游行程而產生相關利益損失，綜合考慮聶建輝夫婦延長候機、另行安排出行承受的舟車勞頓、經濟支出以及航空公司因超售增加客源收益等情況，法院酌定航空公司賠償兩原告各人民幣2500元。加上原告的酒店損失及部分交通費用損失，航空公司應向兩原告各賠償人民幣3369元。

2016年4月14日，法院一審判決航空公司賠償聶建輝、顧佳琦各人民幣3369元；駁回聶建輝、顧佳琦的其余訴訟請求。兩名原告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提出了上訴。上海一中院經審理后認為，原審法院判決并不無當，作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