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舉與推介：辦好電影藝術“實驗室”

安德烈·巴贊還曾這樣評價戛納電影節：“一座為期兩周的現代電影修道院，在這里，有俗氣的狂歡和煙花，但更多的是值得清心寡欲地欣賞的影片。”雖然世界上各大電影包納了各種類型和風格的電影，但在電影節上口碑最佳、最終獲獎的，大多都是藝術電影，這是不爭的事實。

藝術電影和我們常說的商業電影或類型電影是相對的概念（當然沒有絕對的分隔線），商業片以盈利為最重要目的，它側重于迎合觀眾口味，追求通俗好看。藝術電影恰恰相反，它往往反類型化，有強烈的實驗色彩，追求和創造電影美學，“深層次探討人性、人生或內心”，因此電影批評家戴錦華認為，藝術電影是電影工業不可或缺的實驗室和前沿突破口，沒有它們，電影工業就會喪失發動機。換句話說，藝術電影是電影藝術的探險者，它們創造出的某種敘事方式和美學風格可能一開始是小眾的，但最終卻能夠為商業片所用，不斷開拓商業電影的格局和疆土，讓電影永葆新鮮感和生命活力。

然而現實情況是，藝術電影的處境步履維艱，比如它們不得不面對缺乏和投資方對接窗口、資金不足、藝術院線缺失、觀眾“偏食”、宣發成本水漲船高等困境。改變現狀不可能在一夕之間，但電影節的存在，可以為藝術電影提供很好的推介、宣發乃至生存平臺。多倫多電影節主席皮爾斯·韓德林曾這樣說：“我覺得有些電影人的作品現在可能就是為了電影節而存在，或者可以說是因為他們的電影沒有別的地方去放映，這種藝術電影現在的生存空間很小，過去有很多專門的藝術電影院可供看藝術電影，現在都沒有了。所以，我們現在的電影節已經變成了一種替代原先藝術電影院的發行渠道。”中國的許多知名導演如“第五代”的陳凱歌、張藝謀，“第六代”的王小帥、婁燁、賈樟柯以及現在非常年輕的畢贛、忻鈺坤等，都是憑借藝術電影在電影節大放異彩而走出來的，他們既是華語電影的中堅力量，同時也是華語電影藝術的實驗者和創造者，很難想象沒有電影節的托舉平臺，他們僅憑最初的商業電影放映就能被發掘。從這個角度看，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獎項設立值得特別稱道，此舉意在發掘人才，探索電影的可能性。當然“金爵獎”更是對世界影壇新銳報以鼓勵推舉的目光，對于藝術電影推舉舉措的強化，一定會不斷地為電影行業注入新鮮的血液，推動中國以及世界電影業的進步。

影迷與迷影：觀眾電影美學品位面臨提升

優秀的電影節不僅能夠影響電影、影響電影藝術、影響電影人，它也深刻影響著電影觀眾。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有大量佳作力作出現一票難求的盛況，許多觀眾感嘆熱門電影票比春運火車票還難搶，足見市民和影迷們對電影的熱愛。

只是，愛看電影和愛電影，并不能畫上等號。電影學者葛穎這樣區分二者的區別：前者是影迷，后者是迷影。影迷熱愛看電影，也看過不少電影，但往往不接受他們“看不懂”的電影；迷影肯定是影迷，但如同蘇珊·桑塔格說的，他們對電影的“迷戀不僅僅是喜歡，而是一種電影的審美品位，建立在大量觀看和重溫電影輝煌歷史的基礎上”。可以說，迷影們就是藝術電影所設想的“理想觀眾”。不過在電影產業化、工業化和資本化的過程中，當電影越發成為一種IP和快消品，影迷越來越成為電影消費市場的主體，而迷影則往往居于電影市場邊緣或之外。一個國家的電影觀眾是什么樣的，電影市場是什么樣的，這個國家的電影水平就是什么樣的；　反過來說，這個結論同樣成立。因此，推動電影藝術的進步，不僅僅需要從供給側一端進行改革，對需求端的審美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提升，也同樣重要。

想起去年北京國際電影節上的一個小插曲。電影節播放了塔可夫斯基的《鏡子》，許多觀眾大呼“看不懂”，戴錦華教授對此“大為光火”地表示，看不懂藝術電影的，就回家慚愧去。戴錦華說，《鏡子》在1975年曾讓整個莫斯科為之沸騰，在塔可夫斯基、伯格曼、費里尼、安東里奧尼的輝煌時代，所有電影都是在四五百人的大影院放映的。“每一部新片的放映都是節日，一票難求。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全球票房TOP50的一半以上是這些大師的電影。”她認為看懂看不懂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背后折射的是很多人對“單一審美趣味的洋洋自得，是對所有差異性——且不說批判性——的拒絕”，“資本的邏輯就變成了一種文化消費邏輯：不付出或者說最小付出便能獲得快感”。她提出：“電影教育是作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作為一般的藝術教養和藝術修養，在中國還遠遠不夠。”

顯然，電影節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最通俗、最容易被影迷們接受的電影教育和藝術教育渠道，這里展映的不是“單一的、娛樂性的、消費型的”電影，而是“多元的、豐富的、世界各國的”影片。這是影迷們的嘉年華，他們瘋搶電影票，愿意走進影院欣賞他們“看不懂”的電影，并在觀影結束后在類似豆瓣這樣的電影社區或微信群中相互交流，慢慢從湊熱鬧的影迷變成懂電影的迷影。這也是上海電影節不容忽視并應該深挖的意義之一。它可以、也應該為觀眾提供一個通過觀影形成自己電影美學品位的文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