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超聲領域的拓荒者接診30萬名患兒，挽救超2000名重癥患兒；拒收紅包被稱為“縫兜大夫”

圖為賈立群正在給一位患兒做檢查。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狹長的醫院走廊，賈立群左手拿著資料夾，穿梭醫患之間。為拒收患兒家長紅包，他把口袋縫了起來，人稱“縫兜大夫”。

一名家長叫住了他，“醫生，今天能做賈立群B超嗎？”不知從何時起，每張疑難病癥單上，都被推薦的醫生寫上了“賈立群B超”，他的名聲因此遠揚，全國患兒家長慕名而至。

“接診患兒30多萬名，確診7萬多例疑難病例，挽救2000多個急重癥患兒的生命”，這是官方語系里，對賈立群從事B超檢查30余年的概括。

賈立群是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超聲科的名譽主任，也是我國兒童超聲領域的拓荒者，被稱“B超神探”。

勤奮錘煉B超診斷技術

1974年，賈立群還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里的一名普通青年。幾個月后，命運軌跡轉變，一心想成為無線電工程師的他，被推薦讀大學，專業是從未接觸過的醫學。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的夢想變成了當一名好醫生”，賈立群相信，只要努力，無論做什么，總能干出名堂來。

進入北京第二醫學院后，他是同學里每天學習到最晚的人之一。為學好解剖，他把人的頭顱骨借到宿舍，抱著反復琢磨，很多次，不知不覺就睡著，一睜眼，他被嚇了一跳，“那個顱骨正和我躺在同一個枕頭上。”

1977年，兒科畢業后，賈立群被分配到放射科。參加工作不久，他如萬千踏出學校的青年一樣，迷茫、惶恐，專業方向不符，“在這兒，能干出什么來？”

一天，科里突然通知他去查房，他抱怨：“我一個放射科醫生查什么房！”到了病房，他才知道，院長諸福棠院士親自帶著他們幾個不同科室的年輕醫生，一起查房。

諸福棠院士是中國現代兒科學的奠基人，見到諸福棠一邊詢問孩子病情，一邊查看檢驗結果，還不時考查他們對X光片上病變的診斷。“專注、一絲不茍，讓我懂得了，只要為了孩子恢復健康，每個崗位都很重要，都該傾盡職責”，賈立群回憶。

“賈立群牌B超”

1988年，醫院新添了第一臺B超機，賈立群被抽調去組建B超室。當時，兒科B超在國內幾近空白。

那時，賈立群連B超機長什么樣兒都不知道，一切只能從頭學起。他常會在休息時間，到手術室看手術，還把手術中切下來的標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對照B超圖像研析。

在B超機前，賈立群一干就是30年。他通過在自己身上反復試驗，在回聲高低、液體清濁、血流性質和流速、臟器大小和形態中，摸索出了兒童超聲圖像的特點規律，成為我國兒童超聲領域的拓荒者。

多年來，由于他的診斷比較準確，每當碰到疑難病例時，醫生們都會在B超單上寫上“賈立群B超”。做完了，有家長用手指著B超機問：“大夫，您做的是‘賈立群牌B超’嗎？”

賈立群會笑著解釋：“這臺機器加上我，就可以叫‘賈立群牌B超’了。”這個誤會，讓他感到溫暖和信任。久而久之，很多家長千里迢迢帶孩子來，專門點名做“賈立群牌B超”。

2008年2月，賈立群連續檢查出幾十例“腎結石”患兒，他和臨床醫生敏銳地發現，這些孩子均有三鹿奶粉喂養史，遂報告上級。同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曝光。賈立群憑借對這類患兒超聲檢查經驗，短短3小時內，制定了“毒奶粉腎結石”全國診斷標準。

被縫死的口袋

一天，一名重度肝腫大患兒被醫院收治。賈立群拿過信息表：年齡2個月，肝上布滿小結節，外院診斷顯示：良性肝臟血管瘤，經久治療，不見好。

賈立群當即判斷，孩子病癥有兩種可能，一是良性肝臟血管瘤，另外可能是惡性腫瘤肝轉移。要命的是，兩種病在B超圖像上，幾乎沒有區別，唯一不同點是，惡性腫瘤肝轉移，會有個原發瘤。

賈立群拿著探頭，一遍遍在患兒腹部劃過，終于，在無數小結節中，發現黃豆大小的小結節。他意識到，這就是元兇：左側腎上腺神經母細胞瘤，肝轉移。

最后的手術和病理結果證實了他的診斷：這是一種惡性但可以治愈的腫瘤，及時治療，可以挽救孩子的性命。

沒多久，孩子父母抱來了患兒的孿生妹妹，兩個孩子病情一樣，可賈立群怎么也找不到這孩子的原發瘤。一連幾天，賈立群把自己埋在文獻堆里，找到了答案：腎上腺的小腫瘤不但本身肝轉移，還通過胎盤，轉移到另一個胎兒肝臟。換句話說，小姐妹倆得的是一個病，只是元兇不在妹妹身上，而在姐姐身上。

這種病情在中國僅此一例，世界上也非常罕見。術后，孩子父母送來錦旗：火眼金睛緝病禍，孿嬰奇疾被偵破，求實進取講奉獻，醫術精湛稱楷模。

作為兒科醫生，賈立群除了耐心有時還會配合他們一些“非正常”要求。有一次檢查前，家長抱著大哭的孩子，“大夫，您能把白大褂脫了嗎？我們家的孩子一看見白的就害怕。”

為讓孩子順利檢查，賈立群脫掉了白大褂。可孩子還是哭個不停，家長又說：您那毛衣上還有白色的條塊，能不能把毛衣也脫了？“好在他里面還有一件襯衣，正好是藍色的，孩子這才安靜下來，做了檢查。”

有人問，這么不合理的要求，你怎么還答應？他回道，“只要不耽誤孩子看病，一切都值得。”

多年來，患兒家長為表謝意，總想給賈立群紅包，他一次次謝絕。“塞紅包”的事也讓他困擾，“拒絕紅包勞神費時，還會耽誤看病。”

有家長硬往賈立群的兜里塞，來回撕扯，白大褂的兩個兜全給撕耷拉下來，最后他索性全撕下來。同事見了問，“主任，您這白大褂怎么沒兜，像廚房大師傅。”賈立群一想，兜全撕掉不好看，干脆就把白大褂的兜口縫死。

再塞錢的家長，發現塞不進去。賈立群笑著說，“兜縫著呢！您把錢用在給孩子看病上吧！”

一次次的抱歉

1977年參加工作后，他與家人就居住在西城區南禮士路，一間40多平方米的職工宿舍里。他與單位的距離僅一墻之隔。總有人問一句，為什么還不換房，他總是輕描淡寫地回一句，“住遠了，出急診趕不回來。”

事實上，賈立群不僅住得近，生活半徑也局限在醫院周邊5公里范圍內。

他向醫院承諾，只要在北京，24小時隨叫隨到。他最多時，一天夜里被叫起來19次，每次都是剛躺下電話就響了，趕緊穿上衣服往醫院跑。妻子心疼地調侃他：“你這一宿啊，凈在這兒做仰臥起坐了。”

為少讓患兒因為B超檢查挨餓，他擠出吃午飯時間連續工作，時間久了，養成了不吃午飯的習慣，至今已二十多年。

長期作息不規律，一些疾病逐漸找上門。一次，他肚子疼得直不起腰，但看到診室外擠滿的病人，他捂著肚子直到晚上診斷完所有病人才去就診。

醫生給他做了急診手術后不客氣地說：“虧自己還是醫生，來這么晚，闌尾都穿孔壞疽了。”

賈立群也有孩子，能理解家長疼愛孩子的心情，但這些年來，面對自己孩子、家人提出的要求，他卻常常拒絕。

一次，他給一個小孩做腎臟穿刺，由于孩子很胖，哭得沒完沒了，圖像看不清晰。他邊哄著孩子，邊拿探頭引導著腎內科醫生小心進針。不知不覺，兩小時過去了，窗外下起了瓢潑大雨。

穿刺成功，他放下探頭才突然想起，7歲的兒子放學后還在汽車站等他。賈立群急得飛跑到了車站，看見兒子孤零零地站在大雨里，渾身澆透，書包里也灌滿了水。

兒子哭了。他抱著兒子既心疼又生氣：“你傻不傻，怎么不知道躲雨呀？”兒子委屈地說，“你說讓我在車站等著，不準動。”他抱起凍得打哆嗦的兒子，眼淚撲簌撲簌掉下來。

如今，兒子已經工作，他會用所學專業，幫父親總結病例、做PPT，結尾處，每次都不忘寫上一行小字：老爸，加油！

賈立群的妻子是一名教師。為控制丈夫的高血糖、高血壓，每天都早早起床，做營養餐。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讓丈夫陪她兩天，出去轉轉，哪怕是北京郊區，但至今未如愿。

妻子說，這一輩子學會了等待，“等他回家吃飯，等他陪自己逛逛超市，等他有個不忙的時候。”而這時，賈立群都會緊跟上一句對不起，“我不能為家里作什么貢獻，能做的，就是跟她一次一次地說聲抱歉”。

新京報記者 李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