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拙勁”的人生

　　“不要規劃自己。”和如今很多年輕人講求職業規劃、人生設計不同，吳江說，自己一生做的都不是自己選擇、甚至不是自己喜歡的事兒，“始終是命運安排我。”

　　吳江不是消極，他講的是實情。

　　“當年想當個好演員吧，沒做成。”戲校畢業，吳江和同學們趕上了“文革”。“完全沒有舞臺，尤其武小生，在現代戲中更沒有角色，只有翻翻打打。”結果在舞臺上翻跟頭時腳受了傷。“當時的環境，就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的腳傷著以后，一直裹著彈力繃帶演出，那時候演《奇襲白虎團》，我連續又演了十幾場，等到最后完全不能動了，這才去住院，才去手術。打開以后，我的內外韌帶全部完了，而且枸骨也都擠碎了。大夫說你以后不能干這個了。”

　　坐在病床上哭了一天一宿，吳江只有去讀書。到北大讀中文系，在今天很多人看來，只有羨慕的份兒。但對懷有演員夢的吳江來說，卻是被迫。

　　跟隨翁偶虹先生學習、研讀十年，吳江決心做個好編劇。1979年，他30歲，那年女兒出生，他的第一個戲《雙玉緣》演出，還被央視拍成了第一部帶外景的戲曲電視劇。1980年他寫作的《拜相記》，被指定為十二大代表演出的唯一劇目。

　　但就在他編劇經驗、技巧嶄露頭角時，他接到領導指示，讓他去抓教育，回母校當副校長。“我不想去。因為研究院當時留我讀博士，認為我底子好，有舞臺經驗，又有文學底子。”

　　回母校7年，吳江做常務副校長。心想，就“做個戲曲教育家吧”。可領導又讓他去做文化局副局長。“還是不愿意做。我問自己，你就懂京劇呀，你懂現代舞嗎？你懂交響樂嗎？你懂木偶、雜技嗎？”一邊干，一邊學，吳江在北京文化局差不多又干了7年。直到被上級派往國家京劇院，一做就是十多年，到退休。

　　吳江從不消極。像郝壽臣老校長當年評價他的，使“拙勁”，盡心做好每一件“命運的安排”。

　　做校長，他咬碎一口牙。

　　回學校任教學副校長時，歡迎會上，很多老師當年曾經教過他，很多人是他的師姐、師兄。他有壓力。會后曾經教過他語文的李權章老師，用公正的楷書給他抄錄了一段唐朝魏征《諫太宗十思疏》:“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老師在教他怎么做人，怎么做官。

　　戲校那幾年，吳江幾乎不回家，住學校。每天8點上課前，把當天的工作安排妥當，他就提個馬扎，到各個課堂去聽課。當初做學生時，不可能每個專業的課都去聽，可那7年，他站在研究生的層面又學習了一遍表演，不僅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還磨了性格。“我37歲，一口牙都松了，直接拔牙，換了一口假牙。”不過，這一口牙值。吳江在學校待了七年，那幾年，北京戲校學生達到了1000多名，成為全國第一批國家級重點專業學校。那時候不單有京劇班，有評劇班，有曲劇班，還有木偶班，音樂班，為今天北京市各個劇院團，比如歌舞團、雜技團、北昆等各個專業團體培養了好多骨干。他在任時發起《京劇教學劇目精選》項目，在他離開時已經出了七八十個戲……“我覺得至少我是一種報恩，我對我的學校是一種報恩，我沒有白過。”

　　做局長，他拼掉了一頭發。

　　“跟我的司機累病了幾個。”在文化局做副局長時，司機每天早晨6點就得去接吳江，因為他要到各個院團去看早功。“真練早功了，我給撥款。”當時他擔任國慶50周年游行文藝方針總指揮，責任重、任務緊，連累帶著急，頭發就掉了很多。那時，吳江還要求院團長們必須到文化局講課，因為公務員們不能永遠做外行，只有理解一線了，和院團的合作才能默契，為院團提供服務才能真誠。在文化局那段日子，吳江經常愿意騎自行車，很多人說他不像官兒。他和青年干部聊“官”，說“官”不過一頂帽子，帶上了，就要盡責任；不帶了，就是普通人。那7年，吳江真覺得累，可直到今天，他都覺得那時候搭班子的領導們都非常好，大家齊心合力，在他們的任上，長安大戲院建起來了，首都圖書館建起來了，北京音樂堂翻建了……

　　做院長，他喘不勻的氣兒。

　　在國家京劇院做第一掌門人，在舶來藝術和流行文化的時尚氛圍擠壓下，吳江起初幾年感覺“內外交困，進退無門”。但一次給部級領導干部做講座，表演加講座，效果竟然好得出人意料。由此，吳江開啟了京劇普及的大量工作:以政協委員的身份，提案建議“京劇進校園”；以院長的身份，帶領演員到高校演出。在他和同行們的大力推動下，2006年財政部、教育部、文化部組織的“高雅藝術進校園”活動正式啟動，普及京劇有了專項資金。

　　他還努力把京劇推廣到全世界。在去美國演出的時候，劇團晚上在美國的國家劇院、肯尼迪藝術中心演出，下午做講座，普及京劇文化。當院長那些年，吳江寫了京劇《鞠躬盡瘁諸葛亮》、《四海之內皆兄弟》，講述三國諸葛亮的故事和梁山好漢搭救盧俊義的故事。這兩個戲在日本演了80多場。他根據水滸中“雷橫怒打白秀英父親”的故事為北京戲校的學生編了一出新戲，拿到了法國去演，取得了非常好的演出效果。

　　為了讓京劇這門傳統藝術擁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吳江不停地在探索:他將高乃依名劇《熙德》改編為京劇，用中國最傳統的戲劇手段去表現一個國外的戲劇題材；他和話劇導演合作，尋找傳統和時尚的對話；拍攝京劇電影，嘗試轉換京劇的生產方式、經營方式……

　　如今，天氣冷的時候，哮喘總讓吳江很辛苦。那是2005年去西藏，為《文成公主》采風留下的后遺癥。

　　“我使著拙勁當演員，上大學，當編劇，讀研究生，做校長、局長、院長，一直到退休。”吳江說，翁偶虹老師對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人要做成功者謀，不做成功者望。”他一生謹記。

　　■■　沒有完整句號

　　學戲，演戲，寫戲；當校長，做局長，任院長。吳江說，自己是幸運的，一生跌宕起伏，挺有味道。但每當回憶，又難免淡淡的憂傷，感覺自己一事無成，有種“哪兒是故鄉”的感覺。“我是幸運的，但都是刪節號，沒有完整的句號。”

　　從幼年戲校生活開始，吳江“認真，不懂就學。人生每一步就當做一個個‘1’相加。”

　　他記得，當年他已經研究院讀完，寫了一出戲《尉遲恭》，自己感覺文筆挺好。翁偶虹老師看了，只是一笑:“你是看了不少書，背了不少詩啊。”隨后，翁老問了一句:“尉遲恭是做什么的？”“鐵匠。”“鐵匠能唱出這樣的詞兒？”是啊，寫戲應該把自己隱藏起來，做到“無我”，這才是搞戲曲文化創作的態度。京劇雖然是俗文化，但做學問要嚴肅。

　　他記得，伯父去世前，告訴他需要補課。“大江，我擔心你。怕你這一輩子，看假書，做假學問。”當時吳江職稱已是正高，是北京專業技術職稱評委會副主任。伯父問他，《西廂記》你讀了幾種？他答:十種。伯父說，《西廂記》有100多個版本，你怎么能證明你看的都是真本，善本？如果不是，豈不是讀了假書，做了假學問？伯父的嚴謹，讓吳江“一輩子不敢翹尾巴”。如今退休，他說，自己要好好補補版本學、校刊學、目錄學的課。

　　30多年前，吳江也曾“少年不知高低”，想著“若是能在50歲時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集也就足慰平生了”，可時光荏苒，真到了年過五旬，另一個決心更堅定了:“不留一字在世間”。因為深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可耐不住孫毓敏大姐和身邊朋友的催促，吳江才匆匆將自己已經演出的50多部戲中的12個劇本，和一些自己的講稿散文集成一書，命名為《愚人集》。“愚人”一說，被孫毓敏大姐批評為“瞎謙虛”，但吳江自己堅持，因為自己“學書不成又學劍”，“創作改編的多，原創的少。演出過的多，留下來的少。這大概是我至今仍不自信的原因吧。”

　　吳江說，這個集子并不打算公開出版，只打算印刷幾百本送給朋友，給自己留個念想兒。不過，作為“一個上過京劇表演啟蒙課，摸過京劇編劇和編輯的筆，干過戲曲教育的活兒，當過藝術管理的干部，對京劇十分熱愛的人”，作為一個“曾經站在不同的方位上為京劇操過心”的人，他希望“有些老前輩們傳給我的經驗對后學能有點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