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你不要總是沉浸在過去的陰影里，別人拉你，你要爬。”

“曉得了。”

后來朱曉娟不怎么說了，怕他煩；劉金心坦言，確實煩。

和養母何小平的聯系也不多。來成都前，他和養母都生活在南充，住所只相距五六公里，但他嚴格把控頻率，每隔一兩個月回去一次。“時間長了不回去不太好，太頻繁了也不合適。”劉金心說，成長環境甚至整個人生都被改變了，不恨是不可能的。

何小平的家，在南充市區一個菜市場旁，老式居民樓的護欄上掛著尚未晾干的衣服，窗臺上的盆景長得茂盛。鄰居說，她如今在一家茶館工作，每天早出晚歸，很少和其他居民打交道；小女兒已經結婚了，第二次婚姻遇到的丈夫比她年紀大，如今已經退休，而劉金心的身影，只是偶爾會出現在這里。

朱曉娟說，何小平如今處于“居住監視”期。去年認親時，劉金心考慮到養母對他二十多年的養育，請求生母朱曉娟簽了“免責書”。據媒體報道，如今重慶警方未立案。

6月13日，記者見到了何小平，西南悶熱，她穿了一條淺色連衣裙，撐著遮陽傘。說話時嗓門大，操著一口濃郁的南充方言。

前不久，因為一句“畢竟我們兩個人（她和朱曉娟）一個兒子，就當走親戚吧”，她很快被卷入輿論浪潮，憤憤不平，于是表示“什么都不可能再說了”。

在劉金心的回憶中，他和養母“合不來，從小到大說的話都很少”，何小平脾氣大，一言不合就會罵人、貶低人，很長一段時間里，劉金心甚至懷疑自己真的會像她說的那樣，一事無成，這輩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失而復得

明知道假設毫無意義，朱曉娟還是常常忍不住想：要是當年劉金心沒有被偷走，兩個人的生活都不至于是如今的境況。

1992年，趁朱曉娟夫婦不在，家里的保姆偷走了一歲多的嬰兒，在那之前，保姆的兩個孩子都接連夭折，按照村里的迷信說法，她需要抱一個孩子回來“鎮命”，才能在日后養活自己的孩子。她帶著撿來的身份證去了勞務市場，應聘成為保姆，然后抱回了劉金心。

出事時，朱曉娟在上班，丈夫在出差。他責備她“沒把孩子看好”，她反擊他“還不是你找回來的保姆”，夫妻關系開始有了裂痕，它像炸彈一樣埋在生活中，隨時爆發。

唯一容易達成共識的是找兒子。此后三年，朱曉娟夫婦四處奔走，打聽孩子的下落，哪有線索就往哪去，前后跑了二十多個省份。

1995年，他們生下了小兒子，同一年冬天，在河南尋親時得到消息，蘭考縣解救的一批被拐兒童中，有一個名叫盼盼的孩子，年齡和長相與朱曉娟夫婦丟失的兒子相近。朱曉娟夫婦通過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做了親子鑒定，如今那份兩頁紙的鑒定書已經變得破舊，在1996年1月15日的落款上方，一排小字寫著結論：盼盼與朱曉娟夫婦有生物學親子關系。

這個日后被證明并非親生的兒子結束了朱曉娟夫婦的尋子行動。歉疚，加上失而復得的喜悅，讓他們盡最大努力彌補盼盼。

再也不敢請保姆，于是把小兒子送到奶奶家，夫妻倆全心照顧盼盼。

盼盼性格調皮，上課坐不住，下課愛惹事，朱曉娟就每天親自接送，監督他寫作業，課余時間讓他學書法，磨合性子。七八歲的時候，盼盼開始喜歡唱歌，朱曉娟就帶他到兩路口的少年宮，報名了音樂培訓班。后來覺得畫畫挺稀奇，于是在素描班和水彩班也報了名。十多歲的時候，盼盼看到班上有人學跆拳道，回家和媽媽說也想學，能鍛煉身體也不錯，朱曉娟同意了。

在月薪幾百塊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朱曉娟給盼盼買了一千多塊的圓號和將近四千塊的薩克斯，一對一的老師，課時費要50到80塊，“就想著那幾年他在外面受了很多罪，那些缺失能不能在其他方面給補上，所以他想學什么就支持他去學。”而送去奶奶家直到小學畢業才接回來的小兒子，從來沒培養過什么業余愛好。

當時，計劃生育政策如火如荼，迎接盼盼回家后，這個二孩家庭不得不承擔幾百元的罰款，盼盼爸爸原本在警備區擔任干部，后來也被調任到地方，成了銀行里的小職員。

小孩成長步履不停，家里開銷越來越多，經濟壓力越來越重。在互聯網尚未普及的年代，盼盼爸爸借助在銀行工作的便利，很早接觸到了計算機，并且開始炒期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