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可以看成是傳統文化創新和轉化的一個范例。我們不是以與中國傳統文化范疇一一簡單對照的方式來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們是立足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實踐，通過理解傳統文化思想和道德觀念的基本精神和家國一體的原則，形成國家、社會、個人三者統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說的，“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血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

在當代中國，現實生活中出現種種亂象，包括腐敗問題嚴重，社會道德風氣不正，不少人因房產、遺產、拆遷補償而對簿公堂，父子反目、手足成仇，種種失去道德底線的人和事，這是傳統與當代問題面對的困境。這種困境其實在西方同樣經歷過，而且現在仍然在經歷。否則就不會出現后現代思潮，也不會出現以亞洲價值觀醫治西方現代化之病的呼聲。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歷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其中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與此相隨產生的就是面對市場經濟，如何有效地調適傳統文化和道德規范與當代的關系問題。市場經濟有它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在當代中國要發展生產力和解放生產力，必須實行市場經濟。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就與實行市場經濟的改革相關，但市場經濟也有它的消極面。市場經濟是以貨幣為中介的經濟。市場經濟必然重視錢，一切交換都通過錢，一切都需要錢。像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的，貨幣作為普遍等價物必然會顛倒了一切價值關系。當代西方經濟學家W.阿瑟·劉易斯在《經濟增長理論》中也看到了由傳統到當代面臨的道德困境。他說：“因為他們不再生活在一個義務以身份為基礎的社會里，而進入了一個義務以契約為基礎，而且一般又以與沒有家庭關系的人的市場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這樣，以前，一直是非常誠實的社會可能變得非常不誠實。”正因為這樣，我們強調我們建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一定語不能是包裝，而必須是實質，要以社會主義制度和原則來調適傳統與當代之間的種種矛盾。

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能完全避免消極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場經濟改革，回歸原來的計劃經濟。這里涉及一個制與治的問題。制，是基本制度，治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源配置得比較好的制度，但不見得我們就有依法管理市場經濟的方法和能力。制與治不同。當年柳宗元在《封建論》中反駁一些否定秦始皇確立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主張回歸分封制時說，“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二世而亡不在制而在治，也就是說，導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國家治理，即二世無道，實行暴政，而不在于中央集權和郡縣制。中央集權和郡縣制并不必然是暴政。同理，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亂象，不在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而在于治理，也就是必須有一套治理和管理市場經濟的法律和道德規范。對市場導致的兩極分化，對市場失信，各種市場亂象必須實行有效的治理。市場必須管，必須治。放任的市場經濟，必然是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社會誠信缺少、道德敗壞。治理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并不矛盾。政府應該有政府的管理職能和治理規則，其中包括現代立法與社會主義道德教化。面對當代社會的深刻變化，我們必須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使傳統文化與道德規范通過創造性轉化能有效地化解傳統與當代的矛盾，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不能對建立在血緣關系和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傳統道德規范懷著一種溫情的浪漫主義迷戀。這既不現實，也不可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