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故鄉到另一個故鄉

江山

從記事起，每逢春節，擺在我們一家3口面前的首要問題，就是“在哪里過年”。

由于父母工作調動，4歲起我就離開江西，在浙江長大。兩個地方隔著的，不僅是他鄉與故鄉長達800公里的路程，也是富庶的東南沿海和貧窮的贛南山區的“天塹”。

如果不回老家過年，年味兒便在只有3口人吃年夜飯的冷清中消散而去，心里空空落落，終覺沒過一個完整的年。但如果決定返鄉并搶票成功，則意味著又要加入春運大軍，重新經歷一遍在充斥著復雜氣味的密閉火車車廂里，體驗連續15個小時難以動彈的噩夢。

但這一切無法阻擋父母歸鄉的決心，對故土的執著可以打敗一切艱難險阻。畢竟他們的汗水曾經浸潤過腳下的紅土地，點起的燭光曾照亮土磚房黑漆漆的斗室。他們既有和小伙伴一同下河洗澡的童年回憶，也有對遠親近鄰在困難時節伸手相助的感恩之心。

可是對于小時候的我而言，他們的執念無法順利轉化為我的鄉愁。在浙江小城成長14年，兩地巨大的經濟、文化差異長久沖擊著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落后與封閉的故鄉成為我無法割舍但也不愿承認的地方。

因為接下來將要面對的，是馬不停蹄的走親訪友，聽著父親用我不熟悉的鄉音嘮著家常，還要時不時地回答“聽不聽得懂家鄉話咧”這類戲謔的提問。大部分親戚已搬至縣城，但依然保持著農人的習慣：鄰人將垃圾倒在家門口的行道樹花壇里，年輕人拗著“殺馬特”造型，老人們肆無忌憚地把痰重重地砸在面前的泥地上……

自從在北京讀書工作后，江西和浙江都變成了我的家鄉，當年對回鄉的排斥，也因為這種身份的轉變得到部分的和解。而更令人感慨的是，江西老家的轉變也在進行中，讓心懷齟齬的我不得不刮目相看。

近幾年回鄉，江西縣城面貌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干凈整潔的超市里，賣著與浙江小城相同品牌的年貨；灑水車在越來越寬的街道上行駛；鞭炮燃放后留下的滿地狼藉也會在大年初二的清晨被清潔工掃進簸箕。親戚的家中都接上了網絡，電影院里也可以觀看到時新的電影。

而另一方面，同為工薪階層，在浙江工作的父母也不禁慨嘆江西的親戚“賺得都比我們多”。近年來，大姑姑一家在當地鼓勵創業的浪潮中，與別人合伙投資了果園，每年能得幾萬元的“外快”；在非重點中學教數學的小姑父，也在縣城近幾年不斷重視教育的風氣下，因勤懇工作做出成績，得了不少獎金；早期常往返于滬廣兩地跑客運的叔叔，也在贛州發展經濟的浪潮中，拿出積蓄承包了政府主導的工程，直到臘月二十八依然奔忙于銀行核算賬目。

不知是否因發展而不可避免的，是年味兒的淡去。在這座江西縣城，上演著前幾年在浙江小城同樣遭遇的冷清。除夕零點一過，噼里啪啦的爆竹聲響了不到1個小時便恢復寧靜；大年初一，前幾天因擠滿粵、浙、閩、蘇車輛而擁堵的街道，少有車流和行人；如雨后春筍般冒出的許多“豪華酒店”也門可羅雀，曾經十分火爆的溫泉生意都無人經營。

人都到哪里去了？想要尋找更質樸的“鄉野年味兒”，只能再回到農村。

坐著姑父的小汽車在修成不久的水泥路上奔馳1小時，終于來到了父親生長的山間鄉鎮。貼滿瓷磚的清一色低矮平房、沿街店鋪擺在路面上賣的大紅包裝的煙酒年貨、濺滿泥點但外殼嶄新的摩托車，當年令我崩潰的“鄉村審美”，此時都充滿了一種原始的張力和韌性。

在鄉村定居的，多是平時外出謀生的親戚們，雷打不動的“做客”文化讓難得一見的他們相聚一堂。喧鬧的酒桌上，侃侃而談者常常是小有成就者，而賠了錢、欠了債、經歷不順的人往往只是長嘆一聲，不愿把這些心酸拿到酒桌上分享。在面紅耳赤的勸酒與此起彼伏的“恭喜發財”聲中，我竟然得到了某些慰藉。這種質樸的鄉音，讓我第一次感覺，還是回老家過年好啊。

然而其樂融融下也掩藏著無奈。坐在新造的房子門口，一位遠房的爺爺告訴我村子里的土地大都已經荒廢，遍布雜草；在村鎮中學擔任歷史老師的叔叔吐露，許多留守兒童讀完初中就隨父母外出打工；當晚上開車返回縣城時，所有的車輛都開著遠光燈，緩慢地行駛在沒有路燈的道路上。

而就在江西的父老鄉親們推杯換盞之際，浙江小城的朋友們紛紛選擇春節外出旅游。其中占很大比例的目的地，是江西、安徽、貴州、云南等打著“原生態”標簽的鄉野村落，草長鶯飛、牧歌千里的“田園風光”掩蓋了曾經破落不堪的“泥土味兒”，成為“城里人”新的寵兒。于是，第一故鄉和第二故鄉產生了一種神奇的和解。

然而當正月初七，在老家吃撐了土雞土鴨、吸慣了潔凈空氣的我，再次踏上返回浙江的火車時，卻發現扛著麻袋的打工者、戴著耳機的大學生、西裝革履的中年人……依然被塞進了同樣味道的車廂，這一刻，我還是不確定自己到底應該屬于哪片土地。故鄉到底在哪兒，這個問題20多年我都沒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