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學與斯文聯系起來純屬偶然。2012年9月，去深圳參加一個活動，見到了一位久未謀面的校友。一見面，他就鄭重地說，作為一個大學的管理者和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應該要想辦法讓大學保留一點兒斯文，不能讓大學斯文掃地！隨后他講了在廈大讀書期間，他的導師是如何體現斯文的。不久，收到臺灣的清華大學的邀請信，邀我參加2012年12月該校舉辦的“紀念梅貽琦校長逝世50周年研討會”，為了趕寫會議論文，找來一些紀念梅校長的文章和書籍，恰好看到了由黃延復和鐘秀斌所著的《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一書，書中詳細描述了梅校長的治校故事，斯文由此進入了我的思考。

鄔大光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

“斯文”的淵源與意蘊

“斯文”一詞最早出自《論語·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認為，“斯文”并沒有隨文王的去世而斷絕，而是得到了“天”的承認。“與于斯文”更是意指要繼承周朝開國之君的遺志，順應“天”的意愿。顯然，孔子賦予了“斯文”極高的內涵——天道，而天道便蘊藏于禮樂制度之中。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說得更加透徹，“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斯文即道，而禮樂制度是“道”的載體。一旦“禮崩樂壞”，道將不存，斯文不在，國也將不國了。可以想象，“斯文”在先秦時期的士子心中和君王謀略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并且將其視為圣人先賢為人立世、明君霸主治國安邦的最高境界。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斯文”并沒有夭折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中，反而隨著六經的傳世，一直延續成為儒家之經典。《隋書·經籍志》寫道：“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典籍被視為文化遺產，“斯道”便是“斯文”，“道在于文”，斯文就在其中。同時，斯文還更多地體現在“教化”之中，政以體化、教以效化、民以風化，古代王權正是借助“教化”正風俗、治國家，這些無不彰顯斯文之意蘊。

漢代以降，自大儒董仲舒推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便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斯文也隨即成為飽學之士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信念。《武帝紀贊》中記載道：“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六經》自然成為儒家思想之精華，而斯文也自然成為精華之要義。從這個意義說，經典便是斯文，儒學便是斯文，教育便是斯文。所以修身需要斯文，齊家需要斯文，治國需要斯文，平天下更需要斯文。“斯文”之風氣開始彌漫在中華大地。

三國之爭、南北兩朝，多事之秋竟使得“斯文掃地”。直到唐宋，斯文才迎來了一次轉機。在那以前，朱熹將現狀描述為“孟軻氏沒，圣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在周敦頤、張載、程顥等大家的努力下，一批儒者致力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繼往圣之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于是皆以“斯文”為己任，如程頤贊譽其兄程顥說：“（先生）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圣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自此，“興斯文”成為這一代儒學大師的理想和使命，四書五經也就成為南宋后儒生學子的必讀書目。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依然以四書五經為基本讀物。即便是進入民國時期，那些接受傳統儒家教育的近代學者，依然帶有“遺老遺少”的氣息。陳寅恪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國文試題，主要是由陳寅恪所出，雖然分數比例不高，但是“對對子”成為最受爭議的考題。此事發生后，陳寅恪在后來的《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中寫道：“物極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陰森慘酷之世界，而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逐喪斯文也，則國家必將尊禮先生，以為國老儒宗，使弘宣我華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師太學。”在那個“新文化”如潮的時代，“對對子”顯然格格不入，甚至不少人認為是一種文化的倒退。但在陳寅恪等人看來，中國文化傳統可能正在無聲無息地消逝，或被以歐美的方式“改寫”，而當下嚴重的國難更凸顯出維持“國性”的必要。

悉數“斯文”的歷史淵源，不難發現“斯文”具有相當豐富的內涵。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它既指道德標準，也指禮儀制度，還指文人和文化。如此看來，斯文的含意來自于生活、價值和文化等多個認識層面。起源于上古時代的斯文最初是指彰顯“道”的禮儀制度，根據傳統社會“禮不下庶人”的道德標準，普通民眾也要注重禮儀規范，故在日常生活中，斯文即禮，它代表一個人的人格修養，亦用來形容一個人的文雅氣質。直到今天，人們還會常說：“你要斯文一點兒！”顯然，這一層含義至今仍未改變。除此之外，斯文還是文人和文化的象征。唐朝韓愈的《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王公神道碑銘》中說：“生人之治，本乎斯文。”當斯文指向人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文人或儒者。譬如杜甫就稱同時代的崔尚、魏啟心、漢代的文學家班固、揚雄為斯文。又如曾鞏修史，“志在于斯文”，“寡與俗人合”。他致書歐陽修時說：“所以窮日夜，憊精思，不敢忘須臾，志在于斯文。”再如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盡管二人學派不同、見解各異，但是他們的友誼卻極為深厚。所以黃宗羲在編著的《宋元學案》中所說，雙方“同值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見終于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此“斯文”的學術態度，今之學人有幾人可以如此寬容、執著地為學問而學問呢？顯然，“斯文”代表的是人的溫文爾雅，代表的是傳統中國人一種理想的神態氣質，一種能讓人感受到、體會到的精神風貌，一種人格修養抵達理想境界的呈現姿態。從古至今，斯文作為一種文化和精神，一直隱匿于我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