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與古代書院

撥開歷史的枝蔓，品味斯文的意蘊，不難發現“斯文”與古代書院休戚相關，其關聯就在于古代書院作為我國今天大學的“前身”，是從事人才培養的學府機構。因此，古代書院對“斯文”可謂是推崇至極，斯文在書院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說是古代書院的精髓之一。至今，湖南大學校園內的岳麓書院崇道祠還有一塊匾額，上面寫著“斯文正脈”四個大字。在岳麓書院講堂的門上，有一幅由山長曠敏本撰寫的對聯，“是非審之于己，毀譽聽之于人，得失安之余數，陟岳麓峰頭，朗月清風，太極悠然可會。君親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賢道何以傳，登赫曦臺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歸。”由此，“斯文定有攸歸”構成了岳麓書院的傳統和標志。

斯文在古代書院中的印記還不只是岳麓書院這個“特例”。譬如：浙江東明書院的“斯文正印，起千年豪杰之思”；浙江仁文書院的“岳峙層霄，海內斯文尊北斗”；江蘇東林書院的“德鄰廣雅，風培百粵振斯文”；安徽還古書院的“繼往開來，莫把斯文正脈視屬等閑”；湖北問津書院的“江河同萬古，斯文有幸見迥瀾”；江西鵝湖書院的“斯文宗主，繼往開來”；海南至公書院的“蕩胸生層云，天為斯文開別境”；四川東山書院的“萬古斯文開道脈”；西安關中書院的“斯道中天閣”以及山東曲阜孔廟牌匾上的四個大字“斯文在茲”等。從古代書院這些匾額楹聯的歲月痕跡中，無不說明斯文與教育的緊密關系，儒學大師和門生無不對斯文敬重有加，因為斯文指向的就是培養人的目標，是書院的行為準則。

由此看來，斯文承載了書院的歷史使命和精神氣質，斯文在古代書院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或許可以解釋書院在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繁榮的原因。王日藻在《嵩陽書院碑記》中稱道，“夫五代日尋干戈，中原云擾，圣人之道綿綿延延，幾乎不絕如線矣。而書院獨繁于斯時，豈非景運將開，斯文之未墜，以始基之歟！”可以說，“斯文之未墜”既是古代學人對書院的期待，也是書院的內在價值與精神，更是中國古代書院理念與制度的體現。書院旨在培養德才兼備、文質彬彬的“君子”，而“君子”的精神氣質就在“斯文”之中。以君子之道培養斯文之人，以君子之道去改造整個社會，維護社會的和諧；用君子之“斯文”去形成社會風骨，促進整個社會從愚昧殘暴走向文明禮制。古代書院以培養“君子”為己任，其核心思想便是繼往圣、開來學、傳道統。在《重修岳麓書院圖志卷一》中記載道：“道統之傳，自堯舜至于孟子而絕，此斯文之一厄……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舂陵，乃得圣賢不傳之學……岳麓之興本于朱張，朱張之學本乎道也。首之以圣學統宗，所以原其相傳之有自，又以望后來者于無窮也。”圖志所言始終意在表明本書院文化源遠流長，且來自圣人，所以岳麓書院有斯文道統。有道統就有斯文，有斯文就有圣學，有圣學才有天道，有天道才能達至儒家“學達性天”的最高理想。正因如此，岳麓書院才被賦予“斯文正脈”的稱號。顯然，它既是一種濃烈的文化歸屬感，也是一種莊嚴的文化自覺心。如果書院喪失斯文，那就是喪失文化歸宿和文化自覺。斯文對于古代書院而言，可以說是書院之魂。

在古代社會，從五代始到廢科舉興學堂止，書院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教育機構一直以斯文為使命，而追求斯文也是每一個學人的志趣所在。古人對斯文的追求與踐行深刻體現了價值判斷與實際行為的統一。《禮記》云：“人之為學，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古代教育就是通過樹立“道”的權威來喚起民眾自覺心，先尊道，然后學道，這是斯文的路徑。直到近代，斯文日漸“消逝”。但事實上，斯文的喪失并非書院自己造成，而是由書院所一直依賴的政統體制和一批盲目無知的文化激進分子造成，戊戌變法中直接廢書院是一個轉折點。1923年底，胡適應邀在南京東南大學作題為《書院制史略》的演講，其中借書院改造現代大學的思路中慨嘆：“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重要位置，國內的最高學府和思想的淵源，惟書院是賴。蓋書院為我國古時最高的教育機關。所可惜的，就是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譬如南菁書院，它所出版的書籍，等于外國博士所做的論文。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這一不幸不僅僅是指書院的消失，連同書院所創造的一切精神和傳統皆被毀滅，書院精神和傳統都被毀滅了，“斯文”還能在何處安身呢？由改革派先棄斯文，再到書院被廢以致斯文不存，最終導致了“失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