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字典》，是新中國成立后編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給現代漢語，特別是我們日常通用的漢字確立了規范。

上世紀40年代，魏建功（左四）與在臺灣推行國語的同事們合影。

各種版本的《新華字典》。

青年時期的魏建功。

魏建功留下的《編輯字典計劃》原件。

巴掌大小的它不足70萬字，但在辭書界，幾乎沒有任何一本字典能與之“抗衡”：當代中國，但凡識字者，無人不知、不用《新華字典》，有字不能識或是不會寫，都要求教于它。其發行量，創下世界辭書之最，摘得兩項吉尼斯世界紀錄——“最受歡迎的字典”和“最暢銷的書”。

鮮為人知的是，初版于1953年的《新華字典》，其最初的構想卻醞釀于1948年底的北平炮火中。從編纂之日起，這部小字典背后就匯聚了葉圣陶、魏建功、呂叔湘、丁聲樹等一大批語言大家。

大學者編出的小字典，不僅是滿載無數人成長記憶的“特殊伙伴”，更是世界各國漢語愛好者的“無聲老師”。“國無辭書，無文化可言”，影響了幾代人的《新華字典》，其最初誕生的歷史如今也成了一段悠長、動人的文化往事。

一定要實用

1949年，中國大地上炮聲甫息，硝煙漸逝。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百端待舉，各行各業都極度需要具備一定文化程度的勞動者，但當時全國80%的人口都是文盲。掃除文盲，學習文化，開展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切都亟需一本小型實用性的新字典。

時任原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圣陶，曾在日記中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況：“邇來學文化之風甚盛，農民經土改之后，要求識字……識字之后，自需看書，看書乃要求字典。部隊中尤為急切，東北軍中謂但能指出某種小字典較為切用，彼處即需二十萬冊。”

編一本新字典，不只是農民和部隊的需要，也不只是葉圣陶的愿望。1950年3月9日晚，語言文字學家、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葉圣陶家串門。閑聊之中，葉圣陶提起上級有關領導想讓出版總署把當時設在北京師范大學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接收過來，他隨口問魏建功：“我們把大辭典編纂處接收后，你能不能來主持工作？”魏建功聽到“辭典”二字，甚至都沒有細問，當即表示樂意。兩人相談甚歡，直至夜里9點才散。

原來，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編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實用”的語文工具書的想法。1980年魏建功離世后，其長子魏至一直在整理父親留下的書信文稿等資料，就在這些資料中，他發現了父親希望編纂一部新型字典的最早想法：1947年6月6日《大公報》第六版“圖書周刊”上，魏建功在一篇題為《國語辭典論評》的文章中寫道：“我們沒有客觀描寫語言形態的工具，時常把聲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們該從新工具的產生解決這問題。”

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國語言學大師、北大教授錢玄同先生的入門弟子，對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和古典文獻學都造詣深厚。1925年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后，因成績優異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剛剛脫離日本人統治的臺灣，主持推行國語的工作。

當時，臺灣已被日本殖民統治了五十年，1936年底，日本開始強制廢止漢語，以至于老一輩人的臺灣話里摻入了不少日語詞匯和語法，年輕人更嚴重，相當一部分人甚至連臺灣話都不大會說了，就連小學教員們也沒多少能準確掌握常用的標準國語。而魏建功手頭可用的“國語教材”極其簡陋，只有一本只標注發音、沒有釋義的《國音常用字匯》——其作用，大概與現在的幼兒識字卡片差不多。

魏建功不得不派老北京齊鐵根先生，每天用標準國語通過廣播電臺輔導全省小學教員備課，教員們聽廣播備好課，第二天“現學現賣”再教給學生。就是在這樣艱難推行國語的過程中，魏建功體會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

字典是語言的工具書。類似的工具書并非當代才有，在中國古代，解釋文字的著作被泛稱為“字書”（實際包含字典和詞典），那時的字書，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供人誦讀識字。

字書的歷史源遠流長，見于著錄最早的一部字書是《史籀篇》，相傳出于周宣王時太史籀之手，不過早已失傳。現存的古代字書中，最早的是講訓詁的《爾雅》，其約成書于戰國至西漢初年，收集了比較豐富的古代漢語詞匯，其實更接近今天的詞典。東漢許慎編寫的《說文解字》，則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書，它首創了部首編排法，對字義、字形、字音進行全面詮釋，可謂中國字書的先河。

真正以“字典”為書名的，清代《康熙字典》是第一個。這部字典共收字四萬七千有余，規模可謂宏大。及至191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大字典》，收字較《康熙字典》還要多一些。然而，大部分人常用的字不過五六千，“大部頭”字典中冷僻字的大量存在，對初學漢字者乃至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而言并不實用。

民國時期相繼出版的《辭源》、《辭通》、《辭海》，以及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寫的《國語辭典》等，與注重單字的《康熙字典》和《中華大字典》不同，開始注重“詞”的收錄和釋義，這些動輒數卷本的大型辭書更是“大部頭”，且不說內容遠超普通人所需，光是價格就非一般人能夠承受。

小型字典倒也有。一種是魏建功在臺灣推行國語時使用的《國音常用字匯》，只有注音沒有釋義。

另一種流傳較廣的小辭書，是曾主持商務印書館多年的王云五編寫的《王云五小詞典》。這部出版于1931年的詞典，采用王云五本人發明的“四角號碼查字法”，即把每個漢字分成四個角，每個角確定一個數字號碼，這樣每個漢字就對應四個號碼組成的一個四位數。這種查字法一旦掌握，檢字速度會很快，再加上商務印書館的推廣，《王云五小詞典》一度被廣泛使用。直到今天，王云五的學生胡適為四角號碼查字法編的檢字歌訣還能被一些老人記起，“一橫二垂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叉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小是九。”不過，這種查字法也有弊端，有些漢字的四角不易辨認筆形，學習時有一定困難，尤其是初學漢字者掌握起來更費勁兒。

作為語言文字學家的魏建功，熟練使用《康熙字典》、《辭海》等舊辭典自然不在話下，實際上，上世紀20年代，27歲的他還曾作為資料員參與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的工作。但是，當這位語言大家在臺灣身體力行推行國語時，他顯然把自己放在了初學漢字者的位置，這才萌發了編一本小型實用性字典的念頭。只不過，戰火尚未完全熄滅的年代，魏建功的理想暫時還無法化為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