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魏建功。

“伍記小字典”

1948年秋天，解放戰爭接近尾聲，魏建功從臺灣返回了北平，他與北大中文系的先生們會面相聚的機會逐漸多了起來，閑談之余，編字典的事兒終于被提上日程。最早與魏建功聊起此事的周祖謨后來回憶：“我們認為這是一項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須要當做一項事業來努力進行。談話之間，仿佛一個新的試驗工作將要開始了，心情十分振奮。”

這個“新的試驗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約請同道共同討論字典編纂的體例。于是，這年年底的一天，周祖謨、金克木、吳曉鈴、張克強四位同仁聚在了魏建功家里。周祖謨記得，那是一個星期五，五個人都認為編一本字典很必要，一談就是一個上午，談話涉及的范圍很廣，對收字、注音、釋義及編排的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設想。一個上午的時間遠遠不夠，熱情高漲的五個人便約定以后每周五上午聚一次，針對編纂字典的具體問題逐項討論。

當時，北平尚未解放，但這五位知識分子卻沉浸在似乎與眼前的戰爭、時局完全無關的字典“事業”中。金克木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描述當年的情景和心境：“那時人民解放軍已經包圍北平（北京），我們在魏家的大廳屋中草擬新字典的構想。老式房屋內光線不強，我們在朦朧中高談闊論……城外傳來的炮聲仿佛給我們打擊節拍。我們當時想不到所擬字典的前途，但有一個信念：中國的未來系于兒童和文盲，危險在于無知。語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語言文字的工具。我們不會別的，只能咬文嚼字。談論字典等于談論中國的前途。炮聲使我們的信心增長。”

沒過多久，北平和平解放。北大的教職員工們生活終于安定下來，幾個人的心情更加振奮，魏建功還開玩笑：“現在我們吃飽了飯，該開始編字典了！”就這樣，五個人的每周一聚，持續了兩個多月。

當時還在讀高中的魏至，就時常瞥見先生們在客廳里專心致志地商議事情。他告訴記者，那時魏家住在朝陽門內大街，家門外，從東四牌樓向東到朝陽門，路邊人行道上就是買賣蔬菜魚肉日用雜項的集市，每日上午都是人聲喧鬧，熙熙攘攘。集市上還有專給人搬家或運貨的“腳行”，如果主人姓王，就掛個牌子叫“王記腳行”。有一天，魏建功想到門外“王記腳行”的名字，就笑著說：“我們五個人不就是‘伍記’嗎？我們的字典就叫‘伍記小字典’好嘍！”

這當然是玩笑話，據金克木回憶，字典只是停留在設想、討論階段，后來，由于工作變動等種種原因，幾個人陸續脫離了“伍記”，“伍記”自然也沒有真正成為字典的名稱。1949年4月，魏建功曾試圖找開明書店出版字典，就根據“伍記”此前討論的內容擬出了一份《編輯字典計劃》，可惜，這件事最終沒有談成。不過，這份《編輯字典計劃》并沒有白擬，新中國成立后，計劃書中確定的條例居然一脈相承地延續到了《新華字典》中。

在魏至整理保存的資料中，記者見到了這份計劃書的原件。八張淡黃色的竹紙上，魏建功以正楷字體書寫了“伍記”設想中的新型工具書應當具有的十大特色：一、根據語言學原理，用科學方法，就實際語言現象編定；二、以音統形；三、以義排詞；四、以語分字；五、以用決義；六、廣收活語言；七、由音求字；八、由義選詞；九、適合大眾；十、精選附錄。后來，這十大特色被進一步歸納為“以音統字、以字統義、以義統詞”12個字，成為了編寫《新華字典》的總體例。

僅從字面看，這12字的編寫體例似乎有點抽象，但若結合舊字典的狀況，其實也不難理解。“伍記小字典”設想打破舊字典多用的部首順序編排的方式，采用音序排列。魏至解釋說：“他們想達到一個目的，能說漢語、會正確發音，就能在字典里找到相應的字，繼而就知道這個字的釋義和用法。”在使用字典時，這兩種體例最簡單的區別是，看到一個字不認識，用部首順序編排的字典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如果是查一個不會寫的字，則音序編排更方便。當然，后來出版的《新華字典》在“以音統字”的同時，也加入了部首檢字法，兩種編排方式的優點兼而有之。

過去，字典一般都是羅列單字、解釋單字，對于每個單字在語言中所代表的價值毫不理會，有時甚至把不能分開解釋的復音詞也拆開作為兩個單字看待。比如，“蝌蚪”在實際語言中向來不分開單說一個字，但在過去的字典就常被分開，“蝌”字下注“蛙的幼蟲”，“蚪”字下又注“蛙類的幼蟲”。

“伍記小字典”的“以字統義、以義統詞”試圖打破這種舊傳統。后來《新華字典》承續了這種編排原則，收錄的“字頭”中除了單個漢字，還有不少意義上不能分開的復音詞，比如蝌蚪、徘徊、彷徨、澎湃、囫圇等。周祖謨曾就此評價：“編者不是守著死漢字在那里作注解……可以知道這本字典的編寫是從語言出發的，而不是從漢字出發的。名為字典，實際是一本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