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盲拐杖

初版《新華字典》發行時，新中國的國民基礎教育尚未普及?？紤]到當時大多數人文化水平低，《新華字典》還請人教社繪圖科專門繪制了300多幅插圖，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種動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圖。此外，附錄中收錄的注音字母表、出版總署1951年9月公布的《標點符號用法》、中國歷代紀元公元紀年表等，都與今天的《新華字典》類似。其中，《標點符號用法》所用例句均為最新的白話文，或出自政府文件，或出自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文稿。

字典發行后，蘇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區讀者來信反映說，他們對注音符號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號音序排列，查起來感到不方便，有的讀者甚至要求退書。于是，魏建功、李文生兩人參考《康熙字典》，很快趕寫了一份《筆形部首檢字表》的補充說明，作為小冊子隨字典贈送，買過書的也可以來領。隨后，辭書室又著手編寫了新的部首排列本字典，于1954年春完稿，8月出版。

魏至告訴記者，部首排列本字典并非完全照搬《康熙字典》的部首，而是進行了改良。比如，“手”和“扌”、“人”和“亻”、“水”和“氵”等，過去都是一個部首，從1954年《新華字典》開始，才被分開成兩個獨立的部首。這種“論其形不論其義”的做法，大大方便了無太多文字學知識的初學者，他們只需從直觀的偏旁找部首，就能找到要查的字。

就在部首排列本《新華字典》發行不久后，新中國的一系列語文規范化工作也拉開了序幕。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召開；12月，文化部、中國文改委發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1956年1月，國務院公布《漢字簡化方案》；2月，中國文改委發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

為貫徹這些新法規，《新華字典》很快開始了一次全面修訂。繁體字改成了最新發布的簡化字，漢語拼音還是草案，字典便仍按注音符號音序排列，但同時標注了漢語拼音，并把部首索引附在了正文前后。1956年7月1日，人教社辭書室并入中國科學院語言所詞典室；此次修訂的《新華字典》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便是1957年的商務“新1版”《新華字典》。

1958年2月11日，漢語拼音方案經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批準，正式公布實施?！缎氯A字典》也隨之改為按漢語拼音方案字母順序排列漢字，于1959年出版了漢語拼音音序本。這時的《新華字典》，已經極其接近我們今天使用的《新華字典》之面貌。

從1953年的初版，到1959年的漢語拼音音序本《新華字典》，都在凡例中明確指出其服務對象是“小學教師、初中學生和（相當）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實際上，它的服務對象遠不止此。曹先擢1954年剛剛考上北大時，就喜歡帶一本《新華字典》隨時隨地“補課”，他說，自己在一次次翻字典中認得了不少新字，獲益匪淺。

另一方面，由于字典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民間漢語言的鮮活狀態，袖珍的體型又方便攜至街頭巷尾、田間地頭，《新華字典》無異于一所沒有圍墻的學校。

上世紀50年代，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那時在北京門頭溝區干部職工業余學校教語文的王紹才回憶，掃盲時“大約用三周時間學員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讓學員每人買一本字典，一般要求是新華字典或小學生字典。告訴他們用新學會的拼音方法去查字典，中國的漢字就都認識了。學員初步學會拼音，一查字典果如老師所說，興趣非常高，接著進入識字階段……”當時，掃盲結業考試的標準之一就是“應掌握注音，一般會查字典”。

著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與《新華字典》也有一段淵源。出身貧農的她原本不識字，與出自詩書世家的戲劇家吳祖光喜結良緣后，為了識字學文化，字典成了她最愛的書。后來，她不僅脫了盲，甚至還能自己寫書，留下了《新鳳霞回憶錄》等500余萬字的著作。

對于解決掃盲運動中常見的回生復盲現象，《新華字典》也功不可沒。語言學家呂叔湘在談到掃盲運動的典型山西萬榮縣時就說過，萬榮縣曾有將近三萬四千人脫盲，但大多數沒能鞏固。后來，學員重點掌握漢語拼音，學查字典，這樣“就不受識字數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閱讀政治、文化、科技各方面的注音通俗讀物，不怕‘攔路虎’，無需找人問字”。注重實用的《新華字典》，成了很多脫盲者長期受用的拐杖。

1964年，我國進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