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保護了《新華字典》

無論是1953年的初版《新華字典》，還是此后修訂的幾個版本，發行后都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但到“文革”時，《新華字典》也沒能逃過波折的命運。

1965年丁聲樹主持修訂《新華字典》，同時準備了一個農民版《新華字典》，為的是讓更多人能夠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詢。結果稿子送到商務印書館時，剛好趕上1966年開始的“文革”。這個版本的字典便沒有公開發行，農民版則連底稿也失去了蹤跡。

到了1970年春小學開學時，各地教師學生深感辭書奇缺的不便。據說，有一位小學教師備課時，有些字不認得，沒辦法只能跑到學校旁邊的路上，等有文化程度較高的過路人，就向他請教。

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總理指示重新修訂《新華字典》。任務交給了北大中文系，當時已在北大任教的曹先擢擔任修訂組的副組長。他介紹說，這次修訂是以1965年沒有公開發行的版本為基礎，修訂組共有50多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們幾乎都參加了，包括魏建功、游國恩、周祖謨、袁家驊、朱德熙等。

修訂工作從1970年9月開始。魏至告訴記者，最開始提出的修改意見多達407處，周總理看后指出還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動、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動。根據總理指示，最后才只修改了64處。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還出現了一些現在看來似乎是笑話的事。比如，“背”字有一個義項“背著”，舉例為“背著太陽”，開始被認為有背著紅太陽之嫌而刪掉了。總理得知情況后氣憤地說：“神經過敏！”這一個例句才得以保留下來。

曹先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周總理對此次修訂的直接關懷，有時甚至仔細到每一個條目的修改。比如，“役”字字條里原來有“勞役，兵役”的義項，修訂小組擔心兩者并提可能讓人從服兵役聯想到“苦役”，就刪去了“兵役”。結果總理看完稿子后認為服兵役是積極的，沒必要刪去，這才保留了“兵役”。

實際上，1970年開始的這次修訂，真正改動的“硬傷”特別少，正文只找到一個錯別字：“炁（qì）”字被錯印成了“（ài）”。曹先擢說，應該是排版工人不小心拿錯了字模，因為只有1965年版中有這個錯，之前的各個版本都是正確的。不過，1965年版沒有公開發行，這個錯也就沒人發現。

關于這一版《新華字典》，還有一個小插曲。1971年4月12日晚，周總理在中南海小會議廳聽取出版方面的工作匯報，曹先擢也參加了。他還清楚地記得，這次會議一直開到凌晨，當時總理看了字典封面上的“新華字典”四個字，問是誰題的字。他回答是集魯迅的字。原來，《新華字典》1953年初版時，封面是魏建功先生用隸書題寫的書名，1954年出部首排列本時為了突出集體、淡化個人，就改用拼集魯迅的手跡。1956年開始推行簡化字，但魯迅從未寫過簡體的“華”，印刷時只好從魯迅手跡中找了“化”和“十”拼在一起。總理得知情況后，認為這樣集字是對魯迅的不尊重。于是，從這一版《新華字典》開始，封面用字就改成了印刷體。

被周總理保護下來的《新華字典》，成了特殊年代里最“安全”的讀物。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讀者的工具書，甚至成了很多大學者的“寶貝”。

語言學家周有光當時被下放，干校不許帶書，他就帶了一本《新華字典》和二三十本各國文字的《毛主席語錄》，這些成了他的“比較文字”研究材料，《新華字典》則被用作字形分析。“文革”結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結果被整理出版成了一本書——《漢語聲旁讀音便查》。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變化，《新華字典》也在不斷修訂，隨時代常新。每一次修訂，它都力求貼近語言的實際應用。比如，1998年修訂時，修訂人員為了解釋新收錄的詞條“焗油”，兩次跑到美發廳向老師傅請教，還親身體驗了兩次，才定下了“焗油”的釋義：一種染發、養發、護發方法。在頭發上抹油后，用特制機具蒸汽加熱，待冷卻后用清水沖洗干凈。

如今，最新版的《新華字典》已是“第11版”，這是從1957年商務“新1版”開始算起的。事實上，算上人教社1953年和1954年的兩個版本，以及1965年未曾公開發行的版本，《新華字典》已經累計修訂13次，出版過14個版本，重印過百余次。今年4月，它以高達5.67億本的累計發行量，摘得“最受歡迎的字典”和“最暢銷的書”兩項吉尼斯世界紀錄。

63年的時光里，《新華字典》長盛不衰、歷久彌新，而其服務的對象，也早已從當初的“小學教師、初中學生和（相當）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擴大到了幾乎每個中國人，以及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漢語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