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牛”與“大黃牛”

2010年春，北京百萬莊大街26號。中國地質科學院的大門口，時任副院長董樹文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輛出租車停在路邊，一個戴著眼鏡、背個雙肩包、踩著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利索地下車，大步流星地朝這邊走來。

就是他！黃大年！董樹文習慣性地看了下手表：比約定時間還早十分鐘。心下不禁對此人多了幾分贊許。

坐定后，董樹文開門見山，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大年，你過去研究什么方向？”

“我在國外時搞過一些戰略核心技術，我是唯一一個沒有論文的國家‘千人計劃’專家。”

董樹文心里一愣。雖然研究領域不同，他從寥寥數語中已讀出黃大年特殊的才華和本領。

“如果請你負責，時間比較緊，能不能趕得上？”

“董院長，我過去有基礎，應該沒問題。”

作為首席科學家，董樹文正在全力推進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測專項（SinoProbe）。該項目設置8大項目49個課題，集中了國內118家機構、1600多位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參與其中，吹響了中國向深地進軍的“集結號”。

當人類因人口膨脹、環境惡化敲響“資源枯竭”的警鐘時，埋藏在地層深部的豐富資源卻在靜靜沉睡。從理論上講，地球內部可利用的成礦空間，分布在從地表到地下1萬米，世界先進水平勘探開采深度平均在2500米至4000米，相當于給地球“掏掏耳洞”。

對中國而言，向地球深部進軍已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戰略科技問題。我們不僅探測水平落后歐美國家近30年，礦產資源勘探深度平均只有400多米，油氣開采平均深度不足4500米，且有部分地形復雜的國土迄今還沒有被勘查過，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也亟待探測和守護。

考慮到中國在深探裝備領域長期依賴進口的情況，有關部門提出在深探專項八個項目已全面啟動的情況下，追加第九項目——“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該項目斥資3億元人民幣、牽涉技術領域眾多，誰來“挑頭”直接影響整個大項目的進度和成果。彼時，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已經制定了初步方案，黃大年回國后，在科技部和財政部有關領導的引薦下，董樹文與黃大年見了這一面。很快，董樹文召集幾家單位共同商定，時任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朱日祥院士同意請黃大年主持該項目。這個項目為黃大年量身定制了一個施展才華的平臺。

如果說“高精度航空重力測量技術”項目就像在飛機、艦船、衛星等移動平臺上安裝“千里眼”，看穿地下深埋的礦藏和潛伏的目標，那么“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項目就是研制給地球做“CT”和“核磁”的儀器裝備，讓地下兩公里甚至更深處都變得“透明”。

黃大年感到，這是祖國對他莫大的信任，這兩個項目如果能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齊飛，祖國的深探事業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進，把“國家失去的30年時間追回來”。

孰料，在深探專項第九項目的首次討論會上，黃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嘩然。

他說：“既然我們落后很多年了，就不能從零開始，而是要把國外最先進的設備買過來，對關鍵部位和插件進行升級改造，讓我們的‘藍軍’直接進入‘紅軍’的心臟，一舉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所謂“藍軍”，原指在軍事模擬對抗演習中專門扮演假想敵的部隊，通過模仿對手的作戰特征與代表正面部隊的紅軍進行針對性的訓練。黃大年的“紅藍軍路線”，就是通過紅軍、藍軍之間的結合與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

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聽到這種“紅藍軍路線”。中國地學界長期以“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榮，黃大年這種“把人家后臺數據庫買過來，進行插件升級再賣回去”的想法，可謂“驚世駭俗”。

絲毫不介意眾人異樣的眼光，黃大年繼續說：“好比一場馬拉松，別人已跑了半程，中國要從頭起跑，恐怕很難能趕上，我們也等不及，必須另辟蹊徑！”

會上，董樹文雖然也沒有完全理解，但他相信：“從大年嘴里說出來，一定有著深遠的考慮。”

會后，黃大年拿出他的調查，向董樹文解釋說，中國深部探測的主要關鍵設備九成依靠進口，國內中檔設備可用的占不到10%，甚至這里面還有不少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也是國外的。國外拿出一套設備，肯定是市場賣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發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發優勢，我們和國際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并且始終難以縮小。

董樹文被黃大年的激情感染了，也被他提出的“后發優勢”說服了。

“首席支持我，我就這么干。”黃大年雷厲風行，立刻跑出去搞市場調研。沒過多久又旋風式地來到北京，張口就說要建平臺。

“什么平臺？”董樹文看著眼前的他，還是背個大包，興沖沖進來。

“移動平臺綜合數據處理解釋一體化軟件平臺。”黃大年邊回答，邊掏出手絹擦著汗。

搞油氣的人知道，平臺是一套軟件系統，所有的地質、地球物理和鉆探數據在這里集成。黃大年提出的預算，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可以買兩套。

“你買兩套干什么？”

“不是，我只買一套，咱們連后臺和元數據都買回來，買回來以后做插件，馬上去升級，升級以后我再賣給他。”

董樹文最終批準了。很多人聽說后搖搖頭，并不看好這些“忽忽悠悠的玄乎事兒”。

可是黃大年不以為意，他就像一臺剛剛裝載的新馬達，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機器的轉速帶到最高。

他找人翻譯出版了一本《瘋狂科學家俱樂部》，送給參與項目的各個機構和單位，書中介紹了美國進行組織創新、開展大科學研究項目的先進經驗。他逢人便說：“真正的研究不是分散的自發的，而是系統的集成的，應該借鑒國外大企業的組織管理模式，組織重大科研項目，征集最優秀的科學家，一起完成重大攻關。”

他又引入一套項目管理系統，把第九分項的任務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用計算機記錄工時。哪些屬于智力問題、哪些屬于資源問題、哪些屬于人為阻礙，他會實時監督、直接干預、詢問指導。

有的人直接抗議：你把科學家當什么了？！我們是科學家，不是機器人！

黃大年卻堅持：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一周的目標就是一周的目標，每天幾點到幾點必須把目標完成！

晚上11時，黃大年通常會登陸管理系統，瀏覽每個環節的工作進度：項目是否進展順利？之前的問題是不是解決了？技術和資源上有沒有他能予以支持的地方？

對黃大年來說，這個軟件就像是一片安眠藥，吃了這片藥，今晚就能睡個好覺；同時它又像是一支興奮劑，點開一看，他提筆就列出一個問題單，往往又是一夜無眠……

可是，沒過多久，出毛病了。黃大年發現，自己渾身的勁兒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認為“外來的和尚亂念經”，壓根兒不認可他的學術權威和領導能力。

焦慮、失眠、進度拖慢……黃大年一度患上帶狀皰疹，甚至萌生了辭退首席科學家、做普通教授的想法。

高平找到他：“大年，你不能走，你不能輕易把這片剛剛看到的陽光撤走。”

沉默半晌，他說：“我再考慮考慮，我沒想到，真的很難。”

他常常一個人，走在學校操場的跑道上。團隊師生不忍心去打擾他，“黃老師想干事，我們能理解他那種痛苦，也能感覺到他那種孤獨。”

他就像一只孤雁，循著認定的方向，逆風而行，直到望見那片遼闊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氣。

2010年7月，有關部門邀請70多位“千人計劃”專家赴北戴河療養。和這群“千人計劃”專家在一起，黃大年感到輕松自在，思路開闊不少。

“大家有一樣的理念、一樣的情懷，回國以后都遇到不少類似的苦惱。”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回憶，他和黃大年在那里初識，找到一種“無須語言交流，一個眼神就夠”的默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前來探望，傾聽大家的想法建議。

“國家領導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經過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黃大年的心境變得從未有過的曠達，就像暴風雨過后的大海，浩瀚而平靜，又像鼓滿風帆的航船，期待著新的遠航。

回到長春，他發現電視里播了新聞，“周圍的環境很快發生了改變”，他的創業熱情再度迸發。

黃大年找來釘子、錘頭，親手把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掛在辦公桌對面的墻上，還對團隊成員說：“士為知己者死。國家這么一搞，大家對我們‘千人’專家的認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干啊！”

2014年下半年，深探專項第九項目傳來捷報。移動平臺綜合數據處理解釋一體化軟件平臺的24個插件完成了，整個系統實現了升級換代。

黃大年大張旗鼓地在全國搞了一次培訓，當初賣給他平臺的公司發現：“你們用的怎么比我們的好？我們也要買這套系統。”黃大年嘿嘿一樂：“項目完成后成交！”

這就是“紅藍軍路線”！誰也沒想到，黃大年一擊即中、實現預期目標！如同撥云見日，整個中國深探領域的思路一下子打開了！

“地殼一號”萬米科學鉆被稱為“入地望遠鏡”，是深探專項第九項目的核心內容。

董樹文受到啟發，提出建議：“我們能不能用大年的觀點，做萬米鉆機？”研究單位說：“我國目前只實施過5000米科學鉆探，目標研發7000米鉆機已經很不錯了。”

董樹文說：“石油勘探已經使用的萬米鉆機，我們可以在他們的平臺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級改造，一步到位。”

對方又說：“可是我們花了1900萬元購買的是7000米的平臺。”

“那再爭取預算，向財政部報告。”

后來，“地殼一號”這個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龐然大物從四川運到大慶油田時，用了50輛六軸大貨車運送，一舉創下了地下6000米鉆探的亞洲紀錄，并且還在向地心進發。

被國外一直壟斷的設備終于換上了“中國芯”！中國成為繼俄羅斯、德國后，世界上第三個掌握地下萬米鉆探技術的國家。黃大年團隊成功了！過去不服氣的人開始另眼相看，一些人還友好地送他個綽號——“黃大牛”。

于平漸漸發現，來找黃老師的單位越來越多，想要尋求他支持的課題越來越多，黃老師承擔的任務越來越多。

雖然他的名片上只印有“吉林大學教授”這一個名頭，可實際上，他承擔了國土資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的項目決策、專業咨詢、課題評審等很多義務工作。

于平經常會在半夜接到黃老師的緊急電話，讓她組織團隊即刻進行一些數據分析。有很多事，屬于國家應急需要，與團隊的工作并不相關。

不僅于平，團隊成員都怕黃老師的“奪命連環CALL”。于平也勸他，咱能不能少管點兒閑事？結果他呵呵一樂道：“都是國家的事，哪里有閑事。”

黃大年還應邀擔任國家“千人計劃”聯誼會科技創新工作組副組長，牽頭發起成立鯤海創新研究院，并擔任首屆副院長，組織“千人計劃”專家與國家戰略發展需求進行有效對接，使其成為推動前沿技術與軍民融合發展的公益平臺。

在黃大年的感召發動下，越來越多的“千人計劃”專家和海歸科學家開始意識到：一個優秀的科學家不僅要具備深遠的戰略眼光，他規劃與完成的事情，應該服從于國家需要，應該站位于國際前沿，應該集成符合國家利益的成果，更應該具有可以沖向世界巔峰的創新力量。

浙江大學醫學院杭州濱江醫院副院長、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田梅清晰地記得，2016年10月29日，第二屆“千人計劃”執委會擴大會議在京召開，黃大年就像每次一樣，提著黑色的行李箱匆匆趕來，滿頭是汗。然后，他觀點鮮明、邏輯嚴謹地分析了我國在科研領域方面的短板，又從規劃政策、組織攻關、創新創業、實施舉措等方面提出意見。會議剛結束，就又趕往別的地方……

七年如一日。黃大年辦公室里的九組書柜塞得滿滿當當，除了專業書籍、項目報告，還有一沓又一沓的學術筆記、發言匯編。最右側的柜門里，掛滿了參加各種會議活動的掛牌，下面還極不相稱地塞了一床棉被。無數個趕進度、做課題、修改材料的深夜里，他就是裹著這床被在沙發上湊合幾個鐘頭，第二天站起來又是精神抖擻。

大家又給這位“黃大牛”起了一個綽號——“大黃牛”。